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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多年来，作家阿来常常行走在川藏地区，穿梭于雪山之间，抬头仰望苍穹、俯身近观花草生灵，在故乡的土地上领略“一花一草一世界”的生命奥义。每到一处，他都会阅读大量地方志和相关历史典籍，并用镜头记录下植被样貌，一边在历史痕迹中思考现实与世界，一边将旅行中的所见所闻组成了长篇散文集《西高地行记》。
作为一名藏族作家，他的旅行更像是一次次有目的的文化寻根之旅。从川西高原到藏地高原，他在行走中探索历史的遗存之处，寻着藏文化的来路，带着古书地方志，与各路先贤隔空对话，向着内心的精神高地行走。
“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阿来说。
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阔
作为阿来的行走笔记，《西高地行记》收录了自2011年以来创作的9组长篇散文，书中他的足迹涉及四川、西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等地。阿来自称是“自然之子”，常说行走与写作便是他的宿命，多年来，他用脚和笔丈量世界、丈量内心，他与他所钟爱的这片大地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一种紧密的联系。
“行走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是我喜欢的。我可能不喜欢托尔斯泰，因为他不出门。我也不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因为他也是待在图书馆里。”相较于只能体验写作的书斋里的作家，阿来认为行走给予人双重的体验，“有一部分作家在认真写作之外，也会广泛接触大地上的人群、文化、地理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生命体。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阔。”
在大多数散文写作中，作家常常会选择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阿来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得尤为仔细。他的信息、他的行踪无时无刻都弥漫在文字中间，包括他在旅途中的那份饭吃的是什么，有些很简单的饭他都能写出一种诗意。“我们不光要前往地理上的远方，还要抵达思想和审美上的远方。”阿来说。
阿来认为，一位作家拓展自身文学空间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笔下的大地，二是通过书本认识世界。阿来在藏地的旅行中深挖文学矿藏、拓展文学空间，宏大到格萨尔史诗般的无限想象空间，精微至《故乡春天记》对两种蓝色鸢尾的观察和区分。在作家卢一萍看来，阿来是一位“旅行家”，更是一位“行者”，他在广阔的大地上奔走，努力去了解这个神秘的世界。正如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如果你想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大地的儿子，成为知识和心灵自由的人，成为勇敢和人道、劳动和斗争的人，那么，你们就忠于浪迹天涯的缪斯吧，就在力所能及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旅行吧。”
通过对不同生命体的认知态度，为读者呈现世界观和体认世界的路径
除去作家的身份，阿来还是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他在所有的文章中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在《西高地行记》中，每到一处，都会有繁花盛放的诗意景象。
阿来对整个藏地以及四川诸多植物的了解程度颇高，在写作中常常以悲悯的视角展现自然的美丽。莫言曾为此给他写过一首诗，开头便是“欲知草木问阿来”。著名评论家李敬泽也称赞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有一种凝视和珍惜”。
阿来认为，《西高地行记》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三个向度，分别对应地质学、文化学、生物学（包括植物学）的知识储备，有了这三个向度，文章就变得立体起来。“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写作者要给读者提供新知识和掌握新知识的方法，从更高的层面来说，要通过对不同生命体的认知态度，为读者呈现世界观和体认世界的路径。
在《西高地行记》中，阿来呈现出了颇多教科书似的风景描写。卢一萍说自己从阿来的散文和小说里面感受到了非常充沛的诗意，“我说的诗意不是表面上的，而是文字内部的那种涌动，对你的那种激发。”
阿来在《果洛记》开篇以旅行者在汽车上的视角写道：“风景从身边一掠而过：缓缓起伏的丘岗，曲折萦回的溪流，星星点点的湖沼，四散开去的草滩，还有牧人，和他们的帐幕，和他们的牛羊……再然后，那些风景在身后渐渐远去，闭合，滑落到天际线下。”卢一萍感慨，“我们用现代的交通工具出去旅行，这种情景太常见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写得如此好，如此具有文学性。”
谈及这段经典的风景描写，阿来说：“书写坐在汽车上穿过大草原的感觉，不是给草原加上‘美丽’‘宽阔’‘碧绿’这些定语，而是要仔细关注地质多样性的细节。它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徒步、骑马、坐直升机时看到的，而是一种快速前进、绵绵不绝、一晃而过的视觉，在你实际体验中自然会产生。”同时，阿来还提到，“写作时的书写对象是体积。当它的尺度、口径不一样时，着力的笔墨就不一样，所以有些粗放是必要的。”
像山一样思考，将对大地、对万物，包括对现实和对世界的思考、认识写出来
阿来在《山南记》中写道：“意料之外，是在这山上看见那么多正在开放的花朵，以此看到了生态脆弱的高山草甸还生机勃勃。在自然中，可以想起人类文明的消长与命运。在这里，我想起美国人利奥波德的话：‘像山一样思考。’”作为中国最早的行走文学践行者之一，阿来在大山中行走，像山一样思考，将对大地、对万物，包括对现实和对世界的思考、认识写进《西高地行记》。
“我不是来寻找答案，而是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阿来说。
人们洞察自然本质的能力是从美的事物中开始的，但进入大自然对于一个现代人又绝非只是单纯的审美。在阿来看来，当一片土地上的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个困境在两代人看来除了泛意识形态的诉求，并不会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当看到曾经哺育过这个文明的自然界还保持着生机，比起与自然同归于尽的农民，以雅砻河起源的文明还有自然界可以依托。“那么当今天的人们走不出历史的怪圈，总还可以寄望后来人的觉醒，找到进入现代文明的通路时，这个美丽的自然至少可以为未来的文明选项提供一个坚实的依托。”阿来说。
作家谢有顺认为，阿来不仅有力地拓展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种“超越性”，“如果没有这种超越性的话，文学仅余下一种世俗，它就会显得琐碎、庸常，流于轻浮和浅薄，就会匍匐在地立不起来”。
在卢一萍看来，一个人从一个作者成为一个作家，再从一个作家成为一个优秀作家，从一个优秀作家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必须要靠众多的作品来支撑。“阿来老师不断推出他的作品，并且每一部作品都是值得我们关注。”
波斯诗人萨迪把人的一生均分为三段，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人应该活到90岁，第一个30年用来获得知识，第二个30年漫游天下，最后的30年从事创作。在卢一萍印象中，阿来爱行走世界，更爱行走在川藏边界，他总像一个少年，不停地在西部的丛山峻岭之间奔走，已然将在自然只行走作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我从去年就有一个计划，趁着现在身体还允许，再去三江源过一把瘾，慢慢地可能也会变成一本书。”阿来说。
责任编辑：周伟 谢宛霏
实习生 惠子月 本报记者 谢宛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