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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相较于之前的《在南方》《飞鸟和池鱼》等作品，张惠雯短篇集《蓝色时代》选取了作者不同时期的10篇小说，文本之间在风格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和多元化特征，很直观地呈现出作者不同时期的创作风貌和美学观念的嬗变。
最早的《水晶孩童》完成于2004年，最后一篇《飞鸟和池鱼》写于2019年。在长达16年的跨度中，作者的写作整体上显现出统一的风格和气质，但又在细微处发生着隐秘的演变。当然，身处其中的作家可能无法确切地体察到此种变迁，更多的时候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下便完成了风格上的过渡与切换，其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或许只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随时间流逝而必然发生的、水到渠成的结果。
《水晶孩童》是一篇寓言式的童话，以成人视角来看，它完成了一次在儿童文学“爱”的母题之下的惊险冲锋。水晶男孩儿是一个孤独者，他的孤独来源于过于异质化的完美与纯净。尽管他具有一切最纯洁美丽的孩童的特征，但那却没有任何用处。他从未得到过父亲的关爱，他的出现在父亲眼里简直是一场灾难。人们在恼火和担忧之余，又对这个另类的孩子展现出极大的窥探欲。孩子们在水晶男孩儿身上施加暴行，连父亲也参与其中，榨取他的眼泪。水晶男孩儿在绝望中走向死亡，但故事并未停止于灰暗的结局，水晶男孩儿被外乡人带到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摆脱庸俗和丑恶，使美丽永久地留存在另一片时空。故事选取的视角是极为宏大的。寓言式的小说为“道理”服务，在说教与揭示的目的驱使下，宏大叙事往往难以避免。《水晶孩童》在爱与痛的大框架下，模糊了善与恶的绝对对立，澄澈的倾向隐秘地贯穿始终，悲惨的结局之下，温情与光明仍在回响。同样地，《书的故事》也以宏大视角展开，主题深刻明显，以传说和历史故事传达对“书籍”“歌谣”“诗句”的致敬。宏观视角的小说写作，难点在于无法准确地落到实处，与现实生活产生呼应，从而流于观念化和空泛化，使主题内容束之高阁。但作者的素材并非全然来自臆想，对于焚书坑儒等史料的选取既真实又贴切，将小说处理得扎实且自然。
此外，《飞鸟和池鱼》《梦中的夏天》《二人世界》等作品则更为直观地体现出作者一贯的风格特征，叙事节奏舒缓绵密，多以两性情感或亲情为基，不在矛盾冲突上发力，而是立足日常，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细微感受。譬如在《梦中的夏天》中，“我”与多年未见的旧友重逢，难免会感到生疏和不自在，但几句寒暄过后，多年以前那种熟稔的状态却立即逼退了尴尬与羞怯，好似冷漠与隔阂顿时荡然无存，我们又回到了如同过去一样亲昵的关系，接下来的相处也逐渐趋于自然。这样微小的细节无疑会很快速地引起读者的共情，使人产生深深的认同感和在场感。又比如，当“我”驱车离开她的家，已经走了很远，那种难受的感觉才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突然地意识到她其实处于很可怕的境地之中，她正被糟糕的生活死死地缠绕着。“我”想带她逃离，却无能为力，或者那只是“我”因为同情而产生的一个想法，要是真的付诸实践，“我”怕是还要忧郁后悔。这种纠结的感触来得很滞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审视着她的过往和现在，却没有第一时间体会她的苦楚。当“我”真正地意识到的时候，“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听着那首《梦中的夏天》，渐渐地离她远去，使我们重新回归成两个互不干扰的个体。
在作者的笔下，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如画布上的光影一般有迹可循，波澜不惊的故事中时刻有暗流涌动。但此处的“暗流”并不是指诸如雪莉·杰克逊《摸彩》之类的小说，读完使人有后背发凉的惊悚之感，而是一些牵动人心的桥段潜藏在平滑的故事里，使文本在节奏上起伏有致，营造出珠落玉盘的浑然之感。在《飞鸟和池鱼》中，“我”面对的是生病的母亲，遗忘时时都在她身上发生着，“我”被迫变得机械、麻木，且看不到一点希望。“我”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煎熬中捱过了一天又一天，无从选择，无从逃离。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的生存状态又会好到哪里去呢？在第一叙事视角下，母亲的内心世界没有丝毫展露的机会，读者唯有通过母亲的行为和语言来推测她的所思所想。尽管“我”对心理预想的那种结果只字未提，但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中，事情似乎只有那一种结局。母亲“戏耍”了我，她稳稳地站在阳台上，只是想吹一吹夜晚的风。然而，在被“我”发现前的时刻，母亲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呢？她只是想单纯地来吹一吹风吗？或许在如此困厄的状态下，背着子女来到阳台上吹吹风，便是她能做出的对生活最有力的反击与挑衅。
多年以来，作者较多地关注两性情感以及人际日常，以敏锐的触角捕捉细微温情，质朴的故事中孕育着隐秘的暗流，既为读者打开一个走入故事的关口，又带领他们一同领略从容中的澹宕。她的小说总是透露着温婉的气质，在日益快节奏的生活里，这样柔软的文字是具有独特定力的，它昭示着一套独属于作者的美学体系正在形成，凝滞在时间里的灵性与绵柔将时刻为这个浮躁的社会所停留。
责任编辑：谢宛霏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李晨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