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在异乡重建故乡

    “去异乡、回故乡，是伴随每个人一生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活动。”汗漫说，在他看来，故乡与异乡是我们都要面对的命题，而在异乡重建故乡，使心灵能够得到安放和寄托，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必要的。离别、回望、抵达、重建，汗漫在纸上搭建起一条异乡与故乡之间的隐秘通道，在行走、跨界中“获得精神的小满和清明”。

    纸上还乡：寻觅心灵的归途

    20世纪60年代，汗漫出生于河南南阳。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南阳盆地由伏牛山、武当山等山脉簇拥而成，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哺育了汗漫，“那是我肉体与灵魂的组成部分”。中年后，他移居上海。1000多公里的空间距离，反而有助于他更清晰地理解南阳，“类似于观察一幅油画，适度拉开距离，那纷乱的笔触和色斑，顿然形成秩序、呈现意义”。南阳，他地理上的故乡，便随着他的奔行沉浮、喜怒哀乐，不断扩张和更新，超越“祖籍”概念，转化为一个精神故乡。

    “故乡就是故去的家乡，是一系列旧时光、旧事物、旧人物的组合。”因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现实中的南阳盆地，已与汗漫20年前记忆中的故乡严重不符，山水地貌和田野乡村都发生了巨变。每次回南阳，乘车或开车沿高速公路飞奔时，越过从前熟悉的地域，周遭景象却已变得陌生。在巨变中，他成为了故乡的陌生人——周围的故人、故物、故事，渐次消失。新景观新风尚，质疑着他的适应性和存在感。这使得汗漫“必须练习‘回忆’这一能力，用逐渐稀薄的前情旧事，加固内心，防止坍塌，以免怀疑自己成为旁观人间烟火的幽灵”。

    “在时间与空间的‘两个异乡’眺望故乡，一个人的丧失感、痛感、孤绝感，空前强烈，迫切需要在内心与纸墨间，重建‘精神出生地’。”由此，他用一支笔作为还乡的栈桥，在纸上跨过千里，在不安中安放一个纸上故乡。深情回望着故乡，他不断穿梭于记忆的长廊，对南阳风物进行凝视和诗性表达，让自我与故乡彼此回响，于异乡的场域中不断抵达和重建心灵的归宿。“即便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人事皆非，或泯灭无痕，只要它被书写、阅读、记忆，就能支持一个人，将剩余的道路走下去，渐老渐远渐无声。”

    2024年5月，汗漫的最新散文集《纸上还乡》出版。书中，一幅幅生动的故乡画卷于汗漫笔下缓缓展开，南阳盆地的自然风情、风俗习惯、风物特产也于读者眼前一一呈现。四季更迭，岁月流转，字里行间中处处流动着对“大地之事”的眷恋，蕴藏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乡音的回响。汗漫努力超越具体地域的藩篱和边界，使读者可以在“这一个”故乡，辨认属于自己的乡愁和中国。“我把《纸上还乡》，作为一首抒情诗、一卷水墨画、一支叙事曲，献给南阳，也献给每个阅读者的故乡。异乡人，未来的人，愿你在我的字里行间，看见并唤醒自己的那一个故乡。”

    大地漫游：行走在人间去书写

    在作家陆梅的印象中，汗漫是一个在山水间、街巷里穿行漫游的行动者，这本《纸上还乡》，也是一种返回、穿越、游走的大地漫游式的记录。这本书的写作，前后延续20年，汗漫在南阳写，在上海继续写。

    或乘车，或步行，汗漫反复穿过南阳盆地。他在书中提到，他曾利用3天时间，自北而南穿越南阳盆地。这3天里，他听过樵夫唱民歌，“再丑的妹妹也有人爱，破锅亲着破锅盖。只要妹妹对我情似海，你脸上的麻子也放光彩”；也曾对着一块巨石饮酒，蓦然发现石头上用粗拙雄浑的汉代刀法，凸凹起伏着鸟、仙女、太阳等图案；还曾看菊花依偎商场怒放，吟一首本地诗人岑参的诗句，“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时间渐渐流逝，他的足迹缓慢穿过地图和旷野，他的文字也在行走中与盆地保持相似的步履和心跳。

    汗漫认为，“从‘我’开始的写作，都应该拥有抵达‘我们’的能力和普遍意义。杰出的个人经验表达，应该能成为观察一个时代、一类人的气象云图。”于是，手握一页地图，行走在人间；携带一支铅笔，书写于烟火——汗漫将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展现时代变迁下故乡的沧桑巨变，对故乡、记忆与身份认同进行深刻探讨，让凡俗的日常生活涌动出诗性和智慧。对此，陆梅感叹道：“他的感怀是有行动的，他以在大地上漫游的形式，走进纷繁难言的人间。在这本书里面，我充分感受到城市和乡村，或者说中原和中国、中国和世界，甚至西方和东方，这样一种多元多维视角下对故乡的进入与解读。”

    “‘汗漫’，即开阔、浩大、自由。”汗漫说，这一笔名，来自清朝李渔《凉州》的启发：“似此才称汗漫游，今人忽到古凉州。”他以“汗漫”为笔名，也以此为人生观——写作，就是“汗漫游”。“游离于文坛外，痛切于烟火中——‘心远地自偏’。我自觉选择一个‘偏僻的位置’，坚持带口音的地方性写作，让书桌成为偏远于时代和中心的外省、边疆，灯芯一般的笔尖上的光线，才有力量跨界、抵达那广大幽暗中的人性。”

    诗与散文：跨越写作的边界

    文学创作伊始，汗漫写诗。他早期的诗作多以乡土为背景，意象创造也很用心，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坛上，他曾被戴两顶帽子：“乡土诗人”“意象诗人”。这两顶帽子是评论者为言说的方便而制作的，但他不想戴。在他看来，写作就是跨界，需要不断穿越、转化、整合。他需要一个时机，去跨越写作的边界。

    随着中年的经验日益驳杂，很多经验无法在诗歌中传达，这让汗漫开始寻求一种更为广阔、自由的文体。受诗人苏轼和布罗茨基的影响，他开始了散文文体的写作实验。2000年，他的写作重心从诗歌逐渐转向散文。“显然，一个人在选择余地已经有限的中年，在与越来越多的人和事件相遇的中年，散文，可以成为他获得表达自由的一种文体。”他认为，唯散文这一文体可以容纳“三人以上的生活”，而诗歌“独白或对话”的特征，对表达的自由构成束缚。散文的写实性，有助于让悬空的思辨与抒情，触及粗粝的大地。

    在介入散文写作的同时，汗漫的诗歌写作依然在延续，并与散文写作形成双向的纠正和滋养：诗歌教导散文，如何保持语言的独到、节制、准确；散文则启发诗歌，如何强化表达的及物性、广阔度和景深。打破分行与不分行的写作边界后，“我的诗歌面貌发生着变化，意象与细节、书面语与口语、形而下的经验与形而上的沉思，在深度融合。语言内部的紧张、日常生活的紧张，也因散文写作而缓解。”他也始终以诗歌写作的态度对待散文：让每一句、每一行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反对充满惰性和怯意的陈陈相因、人云亦云。

    汗漫说，不少人以为诗歌、散文是小众的，写不大写不长，其实是误会。自古以来，中国留下的经典名篇多是散文，古代优秀的文人，也多诗文俱佳，两者交相辉映。由此，他告诫写作者，文体并无优劣之分，要寻找合适自己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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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倪 本报记者 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