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仑山脉的褶皱间，在风雪肆虐的达坂上，一群汽车兵以生命为笔、信仰为墨，书写了一部关于尊严、牺牲与永恒的英雄史诗。王族的长篇小说《零公里》从自身经历出发，在对昆仑军旅的回望与致敬中，勾勒出当代边防军人用热血丈量祖国山河、用忠诚铸就钢铁边关的壮美画卷。

　　小说从走向界碑的凛冽叙事起笔，借雪线之上跳动的生命火焰，将读者带入西藏阿里军分区汽车营滚烫的集体记忆。故事开篇，“昆仑卫士”的评选如同一把剖开高原冻土的冰镐，不断敲击着坚守在昆仑山上的生命脊梁。那被暴风雪掩埋的引擎轰鸣、被缺氧撕裂的呼吸节奏以及被达坂吞噬的年轻生命，在作者笔下凝结成悲壮的史诗。结尾，当汽车营集体获得“昆仑卫士”荣誉称号时，“喇叭声响成一片”的场景，犹如一场雪线之上的精神加冕。这里的“昆仑”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一种传承的精神，那些消逝在风雪中的生命，也以精神的重构获得了比物理存在更永恒的延续。

　　在《零公里》中，昆仑山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的图腾。它肃穆地凝视着每一个踏入“零公里”的军人，用严寒、缺氧与死亡考验他们的意志，也以亘古的沉默与辽阔见证着血肉和风雪的交锋。从排长伊布拉音接到抹去多尔玛边防连山上“昆仑卫士”四个大字的任务，却在执行时不由自主地将其重新描红、战士李小兵转业后仍选择守护新藏公路，从“零公里”一次次出发、进藏先遣连的后代们再次回到昆仑山戍守等故事中都能看出：昆仑山的根系早已扎入昆仑军人的血脉，这种“托体同山阿”的使命感和归属感，将戍边军人的个体生命，在风刀霜剑中雕琢成了不屈的民族脊梁。

　　昆仑山的守卫者正是昆仑精神的创造者、承载者和见证者。坚守在“零公里”之上的每一位战斗者，都是昆仑卫士“勋章”的持有者。他们的勋章并非金铸银造，而是由风雪、缺氧、孤独、坚守与牺牲熔铸而成。它是战士邓东兴在寸草不生的多尔玛高原种活的3棵树、是田一禾冒死在一号达坂上描红的界碑、是汽车兵李大军被冻掉的脚指头、是进藏先遣连后代向死而生的奔赴、也是马静与田一禾“连手也没有拉过一次”的未完成式爱情……这枚勋章上铭刻着边防军人对使命的担当、对忠诚的践行和对“小我”的超越。

　　面对英雄的集体，王族刻意避开了宏大的颂歌式表达，转而聚焦个体心灵的震颤。他将笔触探入高原军人的精神腹地，在极端自然与使命的夹缝中，展开一场场关于生命与信仰的哲学叩问。当李小兵在转业名单上第一个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当田一禾的遗物被默默收起时，当军属发现烈士陵园的守陵人正是烈士的父亲时，读者感受到的除了悲壮，还有一种超越生死的平静。那些瞬间，书中的卡车、达坂、界碑等意象都转化成了精神的符号。暴风雪中“累死”的卡车、老兵转业时卡车笛鸣中的无声哽咽、战士与昆仑山的“对话”……这些细节更是如浮雕般凸显出英雄生命的质感与信仰的重量。

　　作者在后记中说，“现实大于虚构”，实际上，新藏线海拔最高处有6000多米，山上与山下相隔千里，中间有无数的达坂与雪山。面对这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的荒凉之地，王族以笔为刃，剖开昆仑冻土，将汽车营官兵们被风雪磨砺的骨骼、被缺氧淬炼的忠诚、被孤寂锻造的信仰，熔铸成了冰与血的红色交响。正如纪录片《山河铭刻》对驻守在喀喇昆仑边防官兵们的描述：“这是一群把牺牲奉献当作幸运的人。风雪昆仑路，也许他们不再回来，但他们的脚步依然铿锵坚定。生死从来都不是他们的选项，在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他们守在战友曾倒下的地方，继承遗志，向死而生。”

　　《零公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擦亮了昆仑军人这一英雄群像，更在于它深刻诠释了英雄精神的时代内涵。年轻的官兵手举国旗，在雪山上高呼：“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这一刻，昆仑精神便有了最坚实的依托和最忠诚的延续。如今，昆仑卫士和昆仑精神早已留在巍巍昆仑的群山之间，融入每一条河流的血脉中，刻进高原官兵的灵魂里。那些嵌进岩石的姓名、被紫外线刻入瞳孔的边境线、随暴风雪循环的军歌，共同构成了比山脉更不朽的战斗者图谱——这是雪域高原给出的终极答案：宝贵的戍边记忆从不只有闪光的荣誉，被昆仑山重塑的生命本身，便是最耀眼的勋章与最坚硬的脊梁。

　　从雪域高原到万里海疆，从戈壁大漠到远海大洋，一代代革命军人用忠诚和担当在祖国大地上铭刻下英雄的印记。《零公里》是昆仑精神的见证，它是出发也是完成，是行动的起点，也是心向永恒的刻度。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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