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黑算是我哥哥，只不过10多年前就失散了，至今没有音讯。

　　家里人每每念及他，无不摇头叹气。我却不同，我一直记恨着他。因为他在家时，常常欺负我。

　　我出生时，家里就有老黑了。从小，妈妈就让我叫他哥哥。蹒跚学步的时候，我当真了。不过，等我大了点儿，就不干了。

　　老黑根本不像人家哥哥那样疼妹妹，他不屑于陪我玩儿。我要是硬黏着他，他要么不情不愿地躺下，合了眼随我摆弄；要么就拿沾了煤灰的脏手摸我，把我的脸弄得“魂儿画儿”（东北方言，脸部脏污）。

　　我俩性格也迥异，我喜静，他喜动。虽然在同一屋檐下住着，可那些年我俩打照面的时间删删减减算下来，只能折个零头。这要归咎于家里宽松的“政策”。平房的围墙拦不住他，他身手敏捷，轻巧一跃便上了墙头，转瞬间便消失无踪。

　　这一走，收获不定，归期不定。有时回来的是将军，卷起院里的尘土风风火火奔向厢房，连空气都被惊扰了，撞得风铃叮当作响；有时回来的是小贼，贴着墙根悄无声息地溜进来，将偷来的零碎都堆在我身边，不待我举手就闪身一躲，寻个安静的地方补觉去了。我只好嫌弃地将诸如烂枣儿、知了、蝴蝶翅膀这样的东西丢下炕，再去和妈妈告状。

　　妈妈是偏心鬼，总是笑着说顽皮该打，手却从来没落下过。起初，我愤愤不平，一定要声讨他。妈妈口头上应和着“好好好”，眼里却透着笑意。如此几次，我自讨无趣，便只恨恨地瞪老黑，从小院里捡了树枝吓唬他。他便“噔噔噔”上了树，再蹿到房檐上去了。

　　小院的树一年年长高，房檐被老黑扒得破破烂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了。

　　当树长得比隔壁人家的双层小楼还高的时候，房子要拆迁了。大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兴奋地讨论这件事，我还小，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仍自顾自地玩耍。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进屋里，外面是喧闹的，屋里是安静的。老黑淡漠地坐在树上，闭眼小憩。

　　说来奇怪，老黑从不屑与我争宠，向来都是冷眼瞧着我向妈妈撒娇的，那段时间却一个劲儿地往妈妈身边凑，献着殷勤：妈妈洗衣，他板正坐在旁边，就算皂角泡沫粘到胡子上也不走开；妈妈做饭，他又皮猴儿似的在锅碗瓢盆旁敲打击乐，也不怕被火舌儿撩到。我最看不得他这副卑躬屈膝的样子，仿佛老黑就应该自由自在，趾高气扬。

　　不但如此，他还允许我黏他了。我要是按着他陪我画画，他也不再把我的画笔拨到地上，不再在我的画纸上踩上几脚就逃之夭夭了。我要是要把狗尾草编的花环戴在他头上，让他扮演新娘子，他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不高兴地扯下来，三两下拆个稀烂了。

　　他不再玩失踪游戏，更多的时候不是在我眼前晃，就是在妈妈脚边打转。即便出去，也晓得在饭前回来，虽然仍旧要带回些破烂玩意儿。

　　终于等到住大楼房的那一天。我抱着篮子上了三轮车，里头盘着老黑。难得他这样乖巧，我恶作剧般地揉他的脸和肚子，他也只是懒懒地瞥我一眼，并不挣脱。

　　三轮车开到了车站，大家整整齐齐下了车。

　　“腾”的一声，我手里的篮子突然一轻。妈妈惊慌失措地喊了起来。我看见老黑昂首阔步地离开，像极了他得胜归来时那样。

　　可能是积年累月的功夫吧，眨眼间，老黑便消失不见了。妈妈急了，撇下众人四处寻找，但司机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她只好失魂落魄地回来了。

　　我们搬进了大楼房。我从4楼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得很远，但花草树木，虫鱼泥巴，都变得遥不可及。如果不站在窗边，就只能看见灰白的天空了。

　　虽然楼房没有低矮的屋檐，也不大可能看见邻居大敞的厨房，我却笃定老黑总有一天会敲开4楼的窗户，给我丢进来一两条邻居家晒的小鱼。

　　可他没有，他消失在乡村与城市的边缘。

　　妈妈不死心，多次回到平房，“老黑老黑”地呼唤。她总不会一直毫无所获。她看到过这世界上最多的“老黑”，踏雪寻梅或墨里藏针，他们都在妈妈的呼叫声中躲进低矮的平房，只留下一个空影。

　　妈妈终于见到了老黑。他瘦了很多，却更敏捷了，黑黑的一团固执地蹲坐在平房的房檐上。妈妈向他伸出手，他坐直了身子看妈妈，也伸了手去，半途却缩回了，最后只低头蹭了蹭她的手，走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老黑。

　　妈妈失落地回了家，一边抚着老黑睡觉的篮子，一边念叨着：“还是平房好，平房能跑猫。”

　　这是10多年前的事了，老黑比我还大，或许早已经化为了一捧尘土。尘土也挺好，可以随风去自由的天地里闯荡。

　　很多人被钢筋水泥困了一年又一年，麻木而迟钝地庸碌生活，就算某一天自由意志觉醒，却没有勇气逃离这水泥的丛林。我想，老黑是自由的。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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