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奉命参加抗战全景式报告文学写作。我从南京出发,沿着当年侵华日寇进攻武汉的行军路线搜寻素材。在长江安庆段下游,一位老渔民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1937年12月,日寇侵占南京。当时,我只有12岁,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捕鱼。

  听老人们说,日寇攻陷南京后,想快速灭亡中国的野心更加膨胀。他们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集中优势兵力,沿着长江这条天然水道向江西九江方向推进,直逼武汉三镇。

  我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捕鱼,看到江面上日寇炮艇、运兵船整天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对于当年侵华日寇残杀我们中国人,到今天,我仍然是这样认为: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战争杀人,他们那是要让我们中国人亡族灭种。日寇的杀人手段花样翻新,其残忍程度,只有亲身经历、目睹过的人,才会有深深的感受和认识。

  长江上的日寇炮艇和运兵船,扬武耀威,横冲直撞,十分凶残和霸道,每当遇到满载着躲避战火难民的木船,不是远远地用舰炮击沉,就是加足马力直接撞翻。有时,日寇士兵还会站在炮艇或运兵船的甲板上,随意开枪射杀落水的中国难民。

  一次,我和父亲刚把小渔船划到江中泊好,正准备撒网捕鱼时,一艘路过的日军运兵船上射来一颗子弹,当场把我父亲的腿给打断了。从那以后,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在江面上捕鱼。

  我们家没有地种,连续几代人都是靠在长江里捕鱼卖钱过日子。一天捕不到鱼,没有钱买米,第二天就没有饭吃。再说,当时给父亲治疗腿伤,求大夫和买药,也急需要钱。

  父亲的腿被日寇打伤后,养家糊口的重担,就全部压在了我的肩上。江面上无法撒网捕鱼,但日子总要过下去,我就在江边的芦苇荡里捕鱼。 有芦苇作掩护,日军看不到,稍微安全些。

  

  那是1938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长江边的芦苇丛里抓鱼,看到从远处急匆匆走来3位精干的青年人,每人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背包。

  他们的年纪在20岁上下,都留着当时城里青年人比较时兴的短平头,穿着洋布衣服。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和着装,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我们本地人。他们看到我后,了解到我常天在长江上捕鱼,很和蔼地把我叫了过去。他们仔细向我询问了一些有关日寇炮艇和运兵船,每天在长江上行驶活动的情况。

  我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都详详细细告诉了他们。

  这时,一声汽笛传来,江面上由芜湖方向驶来一队日军的船队。他们溯江而上,打头的是一艘炮艇。紧跟在炮艇后面,是一溜十多艘运兵船,浩浩荡荡,直朝九江方向隆隆开去。

  日寇的船队,与我们一艘满载着难民的大木船相遇。日军炮艇没有鸣笛和任何的警示,凭借他们是钢船、吨位大,开足马力一头撞了上去。满载着难民的大木船,立刻倾覆在江中。一时间,中国落水难民的求救声、哭喊声,日寇刺耳的枪声和杀人后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弥漫了整个江面。

  看到自己的同胞被人这样肆意残杀,我和那3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愤恨地紧握拳头,牙根都咬得吱吱响。

  “小朋友。”3位青年人中间一位年纪稍长一点、好似是他们的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当时流通的法币票,“收拾你的鱼竿和鱼篓,赶快离开。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

  我没接他递过来的钱。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再说,我不认识他们,也没有帮他们做什么,怎么好意思平白无故拿人家的钱呢。

  “小朋友。”他再次诚恳地对我说,“我给你,你就拿着。这些钱,我再也用不着了。你一定记住,作为一个中国人,宁愿死,都不能当亡国奴!”

  他不容我有丝毫的推让,强行把钱塞到我的手里,再次严肃而厉声地赶我走:“你赶快离开,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

  我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江边芦苇荡里,我准备钓鱼的那片水面。这是好多天来,我最看好有鱼的地方。我的鱼窝刚打好底,几支上好鱼饵的鱼竿刚放进鱼窝,鱼窝周围的水花已开始有点翻滚、水底不断有气泡冒上来。这表明鱼儿已经嗅到鱼饵、发现鱼饵,正陆续在向鱼窝游来。眼看就要上鱼了,可却强行要我离开。虽然我心里有点舍不得、不太情愿,但还是收起鱼竿,背上鱼篓,起身离开了那儿。

  

  我并没有走远,在江边一个草木茂密、地势较高的土坡上藏了起来。我心里感到很是好奇,他们说要打仗,但又没有看见他们带武器。他们拿什么与日寇打仗呢?总不能赤手空拳干吧!

  3个青年到底要干什么?我一定要看个究竟。

  我隐藏好自己,透过草木的缝隙,远远地看到,他们合力从江边的芦苇丛中推出一门钢炮,快速在江边的一个高地上架好。接着,他们又从芦苇丛中扛出几个箱子,打开后,把里面的炮弹一颗颗取出来,摆放在钢炮的旁边。

  南京陷落后,我们中国被打散的军队,沿着长江撤退,枪炮弹药等许多带不走的辎重,都沿江隐藏。我和父亲在江边捕鱼时,经常能捡拾到枪支、子弹、整箱整箱的炮弹等。我想,他们的钢炮和炮弹,可能就是那次大部队撤退时藏下来的。

  “咣——”3个青年很快就架好了钢炮,射出了他们的第一发炮弹。

  可惜炮打偏了,没有打中日寇的炮艇。炮弹落在日寇炮艇的旁边,在江面上炸起了一根高高的大水柱。炮艇和运兵船甲板上的日寇官兵一下子都愣在那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咣——”3个青年的第二炮又响了。

  这次,他们直接命中日寇炮艇上的炮塔。这发炮弹可能是燃烧弹,炮艇顿时燃烧了起来,冒起一股股黑烟。

  接着,“咣——”又一声炮响,第三发炮弹准确无误地击中日寇炮艇的驾驶室。失去控制能力和动力的日军炮艇,立刻像一个喝醉酒的醉汉,在江面上摇晃了几下,头朝下,尾翘上,横斜在江面的主航道上,挡住了后面的船只航行。

  “咣——”第四炮又响了。

  这次打中的是日寇船队,最后面的一艘船体最大的运兵船。运兵船顿时燃烧起来,整个船体立刻就像噼里啪啦炸了开来。运兵船上的烈火,在深秋强劲的江风助威下,越烧越大,弹药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也越来越强烈。不少日本士兵头发、衣服、浑身上下都燃着了火,直往长江里跳。

  嚣张自大、不可一世的日寇,这时才明白他们中了伏击,立刻从炮艇和运兵船上放下携带的小橡皮船,组织队伍,向响炮的岸边蜂拥扑来。

  眼看着载着杀气腾腾的小橡皮船越来越近了,那3个青年一点都没有撤退的意思。他们仍是专心致志、从容准确地瞄准日军的运兵船,一发接着一发炮击。日寇从水上、岸上、四面八方,端着枪,排着队,向他们包抄过来,里三层外三层,把3名青年团团围住。

  透过芦苇的空隙,我看到走在前面的日寇发现他们只有3个人,而且没有带枪。有的日军士兵卸下枪栓,上上刺刀,有的日军士兵想抢头功,干脆丢掉枪,敞开上衣,想活捉3位青年人。

  就在我着急的时候,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3位青年人引爆了早已准备好的炸药包和剩余的炮弹,与围上来的日寇同归于尽。

  后来,我曾到那儿看过。那儿炸出一个好大的土坑,3个青年和几十名日军士兵的尸体的肉块,飞得方圆一两百平方米内到处都是;那门钢炮的炮筒都被炸歪了……

  从那以后,每年清明节,我都带着香和纸钱,到那儿祭奠那3位不知姓名的英雄。

  

  为了印证那位渔民所讲故事的真伪,这些年来,工作之余,我在研究中国抗战史时,特别留心了解、收集有关这次炮击留下的任何资料,那怕是一点一滴。

  可结果总是令我一次次失望。但,我一刻都没有放弃,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查寻有关这次炮击的情况和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的长期坚持和多方努力下,终于找到了一些有关这次炮击的情况和资料。当年的日本随军记者——《读卖新闻》记者小俣行男,在他的《随军见闻录》一书第77页写道:

  在长江段安庆下游,中国游击队用两门法国造的7.5厘米野炮(实际只有一门),打了三十几发炮弹,炮击日军运兵船,使日军官兵死伤多名。其中,当时随运兵船准备报道武汉陷落的日本《读卖新闻》联络员畔崎久马被弹片击中,受了重伤,濒于死亡;《加利福尼亚》记者竹田吉晓和《台湾日报》记者松田务和,当场被炸死……

  后来,我还了解到,正是因为这次炮击,延误了日军向万家岭被围日军的增援,有力地支援了在万家岭围歼日军106师团战役。同时,也迟缓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步伐,为中国军队战略转移重新部署和民族工业人员设备向大西南后方撤退,赢得了一定的时间。

  那天,采访完后,老渔民带领我,到了当年3位无名英雄壮烈牺牲的地方。那是一段很平常的江堤。岁月的风雨,已填平了当年大爆炸的土坑,周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面对滚滚的长江,面对这片埋葬着3位无名英雄的土地,作为中国军人,我情不自禁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3位英雄至今仍是个谜。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为了谁。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片从他们血泊中捞起的土地,永远会记着他们,记着这些在祖国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献身、没有留下名字、没有墓碑、更没有得到勋章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