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里的守护者
重庆移通学院新闻采写产业学院学生 范祎睿 何文婷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5年09月23日 02版)
重庆的夏天总是来得直白。蝉鸣裹着热浪穿过树梢扑进教室,空气里浮动着躁动的热意。郭庆越站在宿舍功能室的镜子前,一遍遍练习“举手示范隐私部位”的动作。她努力让眼神透着亲切与尊重,可镜中略显生硬的姿态,总让她忍不住皱眉。
这是她备考“女童保护”讲师资格考试的前一晚。40分钟脱稿讲授,不仅要讲清整套性教育课程,更要让5-12岁的孩子真正听懂、记住。她对着练习视频逐帧调整眼神落点与手势幅度,拉来室友充当“小学生”模拟授课,从语调到微笑弧度反复打磨,只求“像个真正值得信赖的姐姐”。她很清楚,把专业防性侵知识转化成学龄前孩子能理解的语言,是场硬仗,毕竟大一那年,她还是通识课堂里那个爱咬笔头的沉默新生。
记得一年前,在《心理学与生活》的课堂上,杨倩老师的PPT打出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合川区1450名农村留守儿童、530名城镇留守儿童,其中仅20%接受过自我防护教育。”郭庆越指间转动的笔猛地停住。她上学时在乡镇中小学见过不少大孩子欺凌留守儿童的事:这些孩子大多由祖父母照料,老人无力提供保护;那些“懂事”的孩子遭遇欺凌后,回家也只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她从未细算过,这座自己每天生活读书的小城里,留守儿童总数竟接近2000人。更没想到,这么多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孩子,像无人看管的雏鸟一样,暴露在缺乏保护的环境里。
课堂视频里,一个身穿碎花裙的小女孩被村里的无赖侵犯后,始终低着头,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声音细如蚊蝇:“我是不是太调皮了?”这句话像根针,猝不及防地扎进郭庆越的心里,明明她才是受害者,怎么会反过来觉得是自己的错呢?
此刻,教室后排传来同学低低的叹息声。郭庆越侧头望向窗外,阳光正透过树荫从窗缝溜进来,在空中投下一道光束,照亮了飞舞的尘埃。而那些跳动的尘埃中,她的视线早已被涌上来的泪水模糊。她忽然想起,小学时自己曾疑惑地问过老师:“为什么有些拥抱让我不舒服?”可当时没人认真回应。或许正是这份不了了之的追问,让她对“女童保护”生出了格外强烈的执念。
视频播放结束的瞬间,教室安静得仿佛能听见每个人心跳撞击胸腔的声音。郭庆越脑海中不断闪现刚才视频里女孩的身影,突然生出强烈的念头:“一定要让这些孩子知道,遇到伤害不是他们的错,需要有人教会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于是,她当即决定报名参加杨倩老师组织的“守护青禾女童保护专项支队”。下课铃响时,她深吸一口气,找老师要来《女童保护专项支队报名表》,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信息。当笔尖在纸张上“沙沙”划过时,一个念头已清晰浮现:“总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那人不如就是我!”
就这样,郭庆越穿上了志愿者红马甲,开始跟着支队走访乡村各小学开展安全教育普及讲座。刚开始,从未有过教学经历的她,跟着学姐第一次走进教室,望着讲台下几十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有的充满好奇,有的清澈懵懂。每间教室都有几个坐在后排漫不经心、卷弄衣角的男孩子,他们显然没太把这些红马甲老师当回事,有时会做些怪动作或发出声响表达不在意。
开展过多次讲座的学姐们经验丰富,既要考虑把安全意识传递给孩子,又要在孩子能理解的范围内表达。比如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二年级学生虽只相差三四岁,对敏感话题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她们便用儿童容易接受的名字替代敏感部位名称,将“小内裤覆盖的部位”称为“红区”。
那一次,学姐清脆的声音在教室里回响:“红区是绝对不能让别人碰的地方,就像咱们最宝贝的东西……”郭庆越的目光扫过孩子们的脸,突然顿在第三排一个扎着羊角辫、穿粉卫衣的小姑娘身上。她坐得笔直,小手乖乖搁在膝盖上,眼里的认真劲儿格外打动人。很快,小姑娘举手站起来问:“姐姐,是不是像保护小秘密一样保护这里呀?”
女孩的声音细弱得像根羽毛,却精准地落在每个人耳际。郭庆越看见她伸出的小手指在腹部轻轻点了点,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透着孩子气的认真。
就在这时,后排几个小男生突然爆发出几声短促的嗤笑。顿时,原本安静的班级像被丢进石子的湖水,瞬间搅乱了课堂秩序。班级中间一个穿蓝衣服的小男孩用胳膊肘撞了撞同桌,挤眉弄眼的神情里藏着掩不住的戏谑。此时,那个女孩指着腹部的手指仿佛被烫到一般,猛地弹回来攥成了小拳头。红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到耳根,又顺着脖颈钻进衣领,最后,她把头埋得低低的,羊角辫梢耷拉在脑后,微微颤抖。
郭庆越心里一揪:初衷是要保护孩子,可这一刻调皮男生的起哄,却让她陷入尴尬,这又何尝不是对孩子造成的一种无形伤害?她看着那女孩把衣角攥成一团,也看见学姐举着粉笔的手僵在黑板前,手足无措地不断重申“不许笑”,语气又急又软,像要用手去捂已经漏气的皮球,手忙脚乱。毕竟,学姐也只是一名大二学生。
回到宿舍,白天的画面仍像细针扎着郭庆越的心:低头的小女孩、躲闪的眼神、被笑声淹没的问题。她猛然醒悟,“女童保护”宣讲从不是按部就班的流程,于是在日记里写下困惑:即便PPT和教案准备充分,如何适配孩子的个体差异仍是难题。
带着疑问,她重新研读教案,意识到“身体红黄绿区域”的设计虽旨在通俗讲解界限,却不该让女生以身体举例。一个念头让她眼前一亮:为什么不能深度融入卡通形象作为课堂案例呢?
针对5-7岁儿童,她以小熊维尼为框架设计互动:先通过维尼与朋友的友好互动讲解“绿色接触”;再用狐狸以糖果诱骗小猪的新情节,引导孩子模仿“说不、跑向熟人、求助”的正确做法;最后发放印着安全口诀的小熊贴纸,鼓励男孩们像跳跳虎一样勇敢互助。
对于8-10岁孩子,她借白雪公主遇伪装皇后的情节设计“危险小侦探”游戏,通过提问引导孩子总结安全准则;对爱起哄的男生,她推出“王子守护计划”,鼓励他们做保护自己和同学的“小守护者”。
此外,她还请学长设计了“守护小精灵”卡通形象:蓝色圆身体,手持一块嵌着爱心与星星的盾牌。她拿着玩偶告诉孩子,盾牌象征自我保护,爱心代表互助,并给每人发了小精灵贴纸,让安全准则时刻相伴。这些想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轻松。整整一个学年,她一边到各幼儿园、小学听学姐授课,一边在课间找不同学生聊天,了解孩子们的真实想法,再结合当天不同年龄段课堂的实际情况和问题不断调整教案。
终于到了讲师考核这天,她几乎一夜未眠,反复对着镜子练习“举手示范隐私部位”的动作,努力让眼神透着亲切与尊重。考核要求当着专家的面讲授“青禾守护”公开课,可当她站上讲台,望着台下的孩子时,紧张的心竟突然静了下来。她用卡通人物引入课程,问道:“你们知道什么是‘红区’吗?就是我们身体上绝对不能让别人碰的地方。”随后,她通过图画和肢体动作引导孩子参与互动,最后开展模拟演练:“如果有人让你觉得不舒服,你会怎么做呢?”
课堂上,她先展示白雪公主的图片:“遇到有人给毒苹果,白雪公主会受骗吗?”孩子们纷纷举手说“会”,她顺势追问:“那白雪公主为什么会受骗呀?”孩子们立刻回应:“因为她不该吃陌生人递来的东西!”接着,她展示小熊维尼与大灰狼的画面,又问:“小熊维尼和大灰狼拥抱合适吗?”一个小男孩大声答道:“不合适,大灰狼是坏人!”她赞许地点点头:“说得对,但生活中的坏人不会像大灰狼那样长着尾巴,我们该怎么分辨谁是坏人、谁是好朋友呢?”
就在她讲完“如何拒绝陌生人触碰”后,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突然举手:“要是坏人拿着刀怎么办?”空气瞬间安静下来——这个问题她事先完全没考虑过,教案里也没有预设答案。后排的专家们纷纷抬头,目光聚焦在她身上;一旁的班主任轻轻咳嗽了一声,不知是在提醒她,还是在示意男孩别乱提问。几十道视线压得她两颊发烫,喉结不自觉地动了动。
她深吸一口气,慢慢走到男孩面前,蹲下身与他视线平齐,看着他眼里那份清澈又带着不安的认真,轻声回应:“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往人多的地方跑。派出所的灯最亮,便利店的叔叔阿姨也会帮你;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大声喊‘我不认识他’,喊得越大声越好!”话音刚落,班主任率先鼓起了掌,后排的专家们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下课时,郭庆越注意到另一个男孩欲言又止,便主动上前询问。男孩害羞地拿出自己的画,画的正是她请学长设计的“守护小精灵”,蓝精灵举着盾牌。“我想画男生可以保护妹妹,妹妹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男孩小声说道。
“画得太棒了!”郭庆越故意做了个夸张的惊喜表情,笑着鼓励他:“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保护者,既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身边的人!”
这次考核后,有位专家在评语栏里写道:“郭庆越或许是今天最懂‘用故事讲给孩子听’的人。”那一刻,她没有欢呼,只想起了那个穿粉色卫衣、举手提问却被嘲笑的小女孩——守护好那道小小的身影,才是她成为合格讲师的真正意义。
半年后,已是大二学生的郭庆越当上了“守护青禾女童保护专项支队”的讲师队长。她开始带新人,组织“互背教案”“模拟突发问题”的集训,还建立了“讲师经验资料库”,详细记录合作学校的信息、常见问题的应对技巧以及孩子的反馈。此外,她牵头申请物资资源、拓展公益支持渠道;有时课程安排密集、资料册子不够发,她就提前多打印讲义,把彩色卡片剪成单张,方便孩子们课后带走。
改变在悄然发生。曾经“女童保护”讳莫如深的家长,如今会在讲座后私下找她:“我女儿懂得对陌生人说‘不’了,谢谢你们。”“我儿子教我识别‘黄灯行为’,我才发现有些亲戚的举动确实不合适。”更令人欣慰的是幼儿园和小学校态度的转变。
有一次,“守护青禾女童保护专项支队”走进合川一所新小学,校长竟主动迎上来说:“我们已把这门课排进课后服务了。”郭庆越抬头望向校园,仿佛听到蝉鸣声在空气中轻快地跳跃。
如今,每当看到新成员对着镜子练习手势、反复调整微笑角度时,她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她总会想起那个穿粉色卫衣的小女孩——那个曾勇敢举手,却因羞耻而沉默的孩子,心里常常默念:如果再见到她,一定要让她的勇敢不再遭受打击。
“三下乡”大巴在乡村小学门口停下,郭庆越摸了摸背包里的宣传册,推开车门走下车。蝉鸣一如既往地响亮,当她走进教室时,孩子们眼里闪着光,一个个踊跃举手回答问题,不再羞涩,也不再沉默。
她知道,这或许就是答案: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种由信任和知识筑起的勇气。“教孩子学会防性侵,就像教他们看红绿灯一样重要。”这句话她已说过无数遍,语气却依旧坚定。重庆的夏天依旧滚烫,但她和伙伴们正用一堂又一堂课,守护着一个又一个孩子自由长大的权利。
(指导老师:方刚)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重庆的夏天总是来得直白。蝉鸣裹着热浪穿过树梢扑进教室,空气里浮动着躁动的热意。郭庆越站在宿舍功能室的镜子前,一遍遍练习“举手示范隐私部位”的动作。她努力让眼神透着亲切与尊重,可镜中略显生硬的姿态,总让她忍不住皱眉。
这是她备考“女童保护”讲师资格考试的前一晚。40分钟脱稿讲授,不仅要讲清整套性教育课程,更要让5-12岁的孩子真正听懂、记住。她对着练习视频逐帧调整眼神落点与手势幅度,拉来室友充当“小学生”模拟授课,从语调到微笑弧度反复打磨,只求“像个真正值得信赖的姐姐”。她很清楚,把专业防性侵知识转化成学龄前孩子能理解的语言,是场硬仗,毕竟大一那年,她还是通识课堂里那个爱咬笔头的沉默新生。
记得一年前,在《心理学与生活》的课堂上,杨倩老师的PPT打出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合川区1450名农村留守儿童、530名城镇留守儿童,其中仅20%接受过自我防护教育。”郭庆越指间转动的笔猛地停住。她上学时在乡镇中小学见过不少大孩子欺凌留守儿童的事:这些孩子大多由祖父母照料,老人无力提供保护;那些“懂事”的孩子遭遇欺凌后,回家也只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她从未细算过,这座自己每天生活读书的小城里,留守儿童总数竟接近2000人。更没想到,这么多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孩子,像无人看管的雏鸟一样,暴露在缺乏保护的环境里。
课堂视频里,一个身穿碎花裙的小女孩被村里的无赖侵犯后,始终低着头,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声音细如蚊蝇:“我是不是太调皮了?”这句话像根针,猝不及防地扎进郭庆越的心里,明明她才是受害者,怎么会反过来觉得是自己的错呢?
此刻,教室后排传来同学低低的叹息声。郭庆越侧头望向窗外,阳光正透过树荫从窗缝溜进来,在空中投下一道光束,照亮了飞舞的尘埃。而那些跳动的尘埃中,她的视线早已被涌上来的泪水模糊。她忽然想起,小学时自己曾疑惑地问过老师:“为什么有些拥抱让我不舒服?”可当时没人认真回应。或许正是这份不了了之的追问,让她对“女童保护”生出了格外强烈的执念。
视频播放结束的瞬间,教室安静得仿佛能听见每个人心跳撞击胸腔的声音。郭庆越脑海中不断闪现刚才视频里女孩的身影,突然生出强烈的念头:“一定要让这些孩子知道,遇到伤害不是他们的错,需要有人教会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于是,她当即决定报名参加杨倩老师组织的“守护青禾女童保护专项支队”。下课铃响时,她深吸一口气,找老师要来《女童保护专项支队报名表》,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信息。当笔尖在纸张上“沙沙”划过时,一个念头已清晰浮现:“总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那人不如就是我!”
就这样,郭庆越穿上了志愿者红马甲,开始跟着支队走访乡村各小学开展安全教育普及讲座。刚开始,从未有过教学经历的她,跟着学姐第一次走进教室,望着讲台下几十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有的充满好奇,有的清澈懵懂。每间教室都有几个坐在后排漫不经心、卷弄衣角的男孩子,他们显然没太把这些红马甲老师当回事,有时会做些怪动作或发出声响表达不在意。
开展过多次讲座的学姐们经验丰富,既要考虑把安全意识传递给孩子,又要在孩子能理解的范围内表达。比如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二年级学生虽只相差三四岁,对敏感话题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她们便用儿童容易接受的名字替代敏感部位名称,将“小内裤覆盖的部位”称为“红区”。
那一次,学姐清脆的声音在教室里回响:“红区是绝对不能让别人碰的地方,就像咱们最宝贝的东西……”郭庆越的目光扫过孩子们的脸,突然顿在第三排一个扎着羊角辫、穿粉卫衣的小姑娘身上。她坐得笔直,小手乖乖搁在膝盖上,眼里的认真劲儿格外打动人。很快,小姑娘举手站起来问:“姐姐,是不是像保护小秘密一样保护这里呀?”
女孩的声音细弱得像根羽毛,却精准地落在每个人耳际。郭庆越看见她伸出的小手指在腹部轻轻点了点,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透着孩子气的认真。
就在这时,后排几个小男生突然爆发出几声短促的嗤笑。顿时,原本安静的班级像被丢进石子的湖水,瞬间搅乱了课堂秩序。班级中间一个穿蓝衣服的小男孩用胳膊肘撞了撞同桌,挤眉弄眼的神情里藏着掩不住的戏谑。此时,那个女孩指着腹部的手指仿佛被烫到一般,猛地弹回来攥成了小拳头。红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到耳根,又顺着脖颈钻进衣领,最后,她把头埋得低低的,羊角辫梢耷拉在脑后,微微颤抖。
郭庆越心里一揪:初衷是要保护孩子,可这一刻调皮男生的起哄,却让她陷入尴尬,这又何尝不是对孩子造成的一种无形伤害?她看着那女孩把衣角攥成一团,也看见学姐举着粉笔的手僵在黑板前,手足无措地不断重申“不许笑”,语气又急又软,像要用手去捂已经漏气的皮球,手忙脚乱。毕竟,学姐也只是一名大二学生。
回到宿舍,白天的画面仍像细针扎着郭庆越的心:低头的小女孩、躲闪的眼神、被笑声淹没的问题。她猛然醒悟,“女童保护”宣讲从不是按部就班的流程,于是在日记里写下困惑:即便PPT和教案准备充分,如何适配孩子的个体差异仍是难题。
带着疑问,她重新研读教案,意识到“身体红黄绿区域”的设计虽旨在通俗讲解界限,却不该让女生以身体举例。一个念头让她眼前一亮:为什么不能深度融入卡通形象作为课堂案例呢?
针对5-7岁儿童,她以小熊维尼为框架设计互动:先通过维尼与朋友的友好互动讲解“绿色接触”;再用狐狸以糖果诱骗小猪的新情节,引导孩子模仿“说不、跑向熟人、求助”的正确做法;最后发放印着安全口诀的小熊贴纸,鼓励男孩们像跳跳虎一样勇敢互助。
对于8-10岁孩子,她借白雪公主遇伪装皇后的情节设计“危险小侦探”游戏,通过提问引导孩子总结安全准则;对爱起哄的男生,她推出“王子守护计划”,鼓励他们做保护自己和同学的“小守护者”。
此外,她还请学长设计了“守护小精灵”卡通形象:蓝色圆身体,手持一块嵌着爱心与星星的盾牌。她拿着玩偶告诉孩子,盾牌象征自我保护,爱心代表互助,并给每人发了小精灵贴纸,让安全准则时刻相伴。这些想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轻松。整整一个学年,她一边到各幼儿园、小学听学姐授课,一边在课间找不同学生聊天,了解孩子们的真实想法,再结合当天不同年龄段课堂的实际情况和问题不断调整教案。
终于到了讲师考核这天,她几乎一夜未眠,反复对着镜子练习“举手示范隐私部位”的动作,努力让眼神透着亲切与尊重。考核要求当着专家的面讲授“青禾守护”公开课,可当她站上讲台,望着台下的孩子时,紧张的心竟突然静了下来。她用卡通人物引入课程,问道:“你们知道什么是‘红区’吗?就是我们身体上绝对不能让别人碰的地方。”随后,她通过图画和肢体动作引导孩子参与互动,最后开展模拟演练:“如果有人让你觉得不舒服,你会怎么做呢?”
课堂上,她先展示白雪公主的图片:“遇到有人给毒苹果,白雪公主会受骗吗?”孩子们纷纷举手说“会”,她顺势追问:“那白雪公主为什么会受骗呀?”孩子们立刻回应:“因为她不该吃陌生人递来的东西!”接着,她展示小熊维尼与大灰狼的画面,又问:“小熊维尼和大灰狼拥抱合适吗?”一个小男孩大声答道:“不合适,大灰狼是坏人!”她赞许地点点头:“说得对,但生活中的坏人不会像大灰狼那样长着尾巴,我们该怎么分辨谁是坏人、谁是好朋友呢?”
就在她讲完“如何拒绝陌生人触碰”后,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突然举手:“要是坏人拿着刀怎么办?”空气瞬间安静下来——这个问题她事先完全没考虑过,教案里也没有预设答案。后排的专家们纷纷抬头,目光聚焦在她身上;一旁的班主任轻轻咳嗽了一声,不知是在提醒她,还是在示意男孩别乱提问。几十道视线压得她两颊发烫,喉结不自觉地动了动。
她深吸一口气,慢慢走到男孩面前,蹲下身与他视线平齐,看着他眼里那份清澈又带着不安的认真,轻声回应:“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往人多的地方跑。派出所的灯最亮,便利店的叔叔阿姨也会帮你;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大声喊‘我不认识他’,喊得越大声越好!”话音刚落,班主任率先鼓起了掌,后排的专家们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下课时,郭庆越注意到另一个男孩欲言又止,便主动上前询问。男孩害羞地拿出自己的画,画的正是她请学长设计的“守护小精灵”,蓝精灵举着盾牌。“我想画男生可以保护妹妹,妹妹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男孩小声说道。
“画得太棒了!”郭庆越故意做了个夸张的惊喜表情,笑着鼓励他:“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保护者,既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身边的人!”
这次考核后,有位专家在评语栏里写道:“郭庆越或许是今天最懂‘用故事讲给孩子听’的人。”那一刻,她没有欢呼,只想起了那个穿粉色卫衣、举手提问却被嘲笑的小女孩——守护好那道小小的身影,才是她成为合格讲师的真正意义。
半年后,已是大二学生的郭庆越当上了“守护青禾女童保护专项支队”的讲师队长。她开始带新人,组织“互背教案”“模拟突发问题”的集训,还建立了“讲师经验资料库”,详细记录合作学校的信息、常见问题的应对技巧以及孩子的反馈。此外,她牵头申请物资资源、拓展公益支持渠道;有时课程安排密集、资料册子不够发,她就提前多打印讲义,把彩色卡片剪成单张,方便孩子们课后带走。
改变在悄然发生。曾经“女童保护”讳莫如深的家长,如今会在讲座后私下找她:“我女儿懂得对陌生人说‘不’了,谢谢你们。”“我儿子教我识别‘黄灯行为’,我才发现有些亲戚的举动确实不合适。”更令人欣慰的是幼儿园和小学校态度的转变。
有一次,“守护青禾女童保护专项支队”走进合川一所新小学,校长竟主动迎上来说:“我们已把这门课排进课后服务了。”郭庆越抬头望向校园,仿佛听到蝉鸣声在空气中轻快地跳跃。
如今,每当看到新成员对着镜子练习手势、反复调整微笑角度时,她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她总会想起那个穿粉色卫衣的小女孩——那个曾勇敢举手,却因羞耻而沉默的孩子,心里常常默念:如果再见到她,一定要让她的勇敢不再遭受打击。
“三下乡”大巴在乡村小学门口停下,郭庆越摸了摸背包里的宣传册,推开车门走下车。蝉鸣一如既往地响亮,当她走进教室时,孩子们眼里闪着光,一个个踊跃举手回答问题,不再羞涩,也不再沉默。
她知道,这或许就是答案: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种由信任和知识筑起的勇气。“教孩子学会防性侵,就像教他们看红绿灯一样重要。”这句话她已说过无数遍,语气却依旧坚定。重庆的夏天依旧滚烫,但她和伙伴们正用一堂又一堂课,守护着一个又一个孩子自由长大的权利。
(指导老师:方刚)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