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里曾养了3年的螳螂。

　　我家住在17层，有一个四五平方米的拥挤小阳台。那个时候我仍在上小学，父亲从昌平依山傍水的工作地抓回一只青绿色的螳螂——于是在阳台靠窗的花盆里，我养起人生中的第一只螳螂。时间推动记忆的流逝，我已然忘记了它的样貌，忘记我为它起的名字（我为自己养的每一只螳螂都起了名字），忘记它生命的终止和延续。如今的我只隐约记得第一次见它的样子，它被父亲装在干瘪的食品袋里，我担心它会不会被闷死。

　　我印象最深的一只螳螂名叫阿串，它是一只绿色螳螂和咖色螳螂结合生出的串色螳螂。在父亲的家乡江浙一带，小名的头一个字往往是“阿”，“阿发”“阿刚”“阿龙”云云。于是父亲叫它“阿串”，我也叫它“阿串”。

　　阿串是随着一大批新生的螳螂一同在家里的阳台出生的。我第一次见到螳螂的幼体，是在某一个初春的早晨。我看见许多蚂蚁似的黑色小虫从花盆的侧沿密密麻麻地向外蔓延，凑近观察，每一只都顶着倒三角形的脑袋和长长的弯刀。花盆侧沿米白色的卵破开了，那是生命的温度冲破凛冽与寒冷的痕迹。

　　17层的阳台实际是不适合抚养大体量的昆虫的。起先它们捕食花盆底生出的飞虫，后来它们进食前一年蚱蜢产下的卵孵化出的小蚱蜢，有一天它们将这些吃尽了，而后开始弱肉强食杀害同类。父亲说，我们放出去一部分吧，让它们回归自然。然而我哭了，我怕它们离开家便像蚂蚁一样被踩死、被车碾压而死，于是父亲没有行动，我现在回想这应该是人类伪善而自私的眼泪。

　　阿串就是在这样弱肉强食的一片屠杀中生存下来的。我注意到时它已然完好地长大，深棕色的翅膀掀起，露出青绿色的下半身。我们每天为它捉蚱蜢回家，阿串身手很矫捷，总能迅速精准地接住、撕咬。

　　螳螂与蚱蜢都是百日虫。在蚱蜢几乎死绝的冬天，阿串仍旧活着。父亲去花鸟鱼虫市场买作鱼饵的面包虫，用镊子夹起一条悬在阿串眼前，它大抵以为是天降的猎物，在一番招式后紧紧将面包虫抓住。

　　后来天气再冷一些，阿串就被转移了地方。阳台是没有暖气的，北方的冬天就是如此，即便门窗紧闭，寒冷也好像是从地底生出来的一样，穿透骨头直抵头顶。父亲在一个大号的量筒底部垫上厚厚一层破旧的棉袜，斜放一根树杈，阿串就这样被安置在客厅的暖气边上。

　　渐渐地，阿串的咬合力不如从前，不再能咬动面包虫厚实的外皮。我用镊子将面包虫的躯干戳破，挤出它们身体里白色而黏稠的汁液，阿串抱着吸食，汁液在嘴巴上糊了一圈（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嘴巴，但比拟人类我认为那个部位是嘴巴），好像刚喝过牛奶。再渐渐地，阿串的握力也飞速地退化，紧抓面包虫的手会在坚持几秒钟以后松开，无可奈何地任由垂死的虫子在眼前的地上扭曲、挣扎而无动于衷。于是我的镊子夹住面包虫便不再松手，直举到阿串吃饱后缓缓将脑袋移开。

　　我人生中第一次淋漓地感受到对于死亡的畏惧是因为一只虫子。我想它快死了，它的触角仍会因为外界的刺激而疲惫地有所回应，但我依旧看得出它快死了。初春时蜂拥着挤出虫卵时迸发的生命力量俨然不再，它几乎没有活动，面包虫的汁液需要我与父亲用滴管吸出滴在它的嘴巴上。我们将量筒放在暖气片上，妄想通过人类的力量挽回本该离去的生命。

　　阿串活过了元旦。我已然记不得它具体存在了一点几个百天，但是大自然中又有几只螳螂可以听到新一年的钟声呢。于是这成为我人生中一件耀人的“功绩”——最大程度地延长一个生命原有的生命长度。

　　直到3年后我的外婆病重，全身插满导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最后的生命体征时，外公流了眼泪：“我快死的时候不要这样，不要插管。”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并不是每个生灵都渴望于任何形式的更长久的生命。

　　只是那个年龄的我以为外公的眼泪源于对导管的畏惧，在后来时间的沉淀里才发觉那更多出于一种心疼，一种对于外婆痛苦的心疼，一种对于原本好打扮的小老太太在生命的最后被折磨得甚至失去了体面的心疼。

　　呼吸停止以后，那些交叉扭曲的导管被统统撤下，人们为外婆换上早早备好的漂亮衣服，化上精致的妆容，掩盖住她身体上的不堪与面容上的痛苦。

　　高二那年我的外公91岁。冬天一到他便喊骨头疼，母亲想也许是他腰上的旧病复发，于是带他去医院拍了片子。出结果的那天母亲在话筒的另一端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告诉她外公的癌细胞已蔓延到全身的骨头里了。后来母亲回忆，她很大程度上在遗憾外公像外婆一样得了癌症，她从前一度以为外公已然90余岁，注定会死于心跳的骤停或者自然地衰老而死。她笑着说，她认为突发心脏病是最好的死亡方式，只在一瞬间便利落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没有漫长绵延的痛苦。

　　我们商量好不告诉他，只说是天气冷刺激了骨头。他相信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看来与常人没什么不同。他依旧每天定时定点地下楼晒太阳，小区里的小朋友很喜欢他，“爷爷”“爷爷”地围着他叫。后来外公去世以后，母亲被他们喊住询问“爷爷”的去向，母亲一时无言，只是垂泪。

　　我并不能准确说出外公是在哪一天开始不相信这一说辞的，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许多事情便不言而喻了。也许人在将死之时多少会有些预感，他没有过问任何人，而是颇满足于现状似的，安静等待死神将他接走。

　　从得知外公生病到外公离开有整整一年时间。这一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忙于看他，细致到记住他的每一个毛孔、每一条皱纹，忙于拍照，企图用图像的形式留存住生命的鲜活。我们拼尽微薄的力量，不是为了他生命的绵延，却也是为了他生命的绵延。

　　外公有4个女儿。当轮番照顾依旧将4人的体力耗尽时，她们请了护工。护工姓何，家里叫她小何，我叫她小何阿姨。小何阿姨胖胖的，脸红扑扑的，很爱笑，说什么她都笑。外公脑子不清醒时胡乱地骂她，她依旧笑。她笑，全家人便一齐笑，逢上春节，喜气洋洋好热闹。

　　那是外公与我们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外公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我不好说这是一个好品质还是坏品质，从前我想要外公来家里陪我住上几天时他不情愿，怕给女儿添乱；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拖到难忍时才说，也怕给家里添乱；大家都想去的地方他不想去，却依旧委曲求全，不扫大家的兴。因此我想他必是不愿坏了过年的喜庆氛围，于是在过罢年的某一天，悄悄地合上了眼。

　　爱笑的小何阿姨哭了。外公的骨灰盒被搬回家中时，她跪下磕了3个头。

　　我常好奇小何阿姨这样的人，一生要见证多少人的生老病死。倘若生命是一条有尽头的路，拉拉扯扯地，她已经陪伴着走完了许多条。我不知道生死对她而言是否已然是一件麻木的事，但她依旧在生命存在时畅快大笑，也依旧在生命离开时怅然流泪。后来我想这是一种对于生死的敬重，她看起来粗大却活得得体而细腻，像一块庄严坚毅的、不规则形状的石头。

　　人要多久能够从至亲的离世中走出来呢？其实蛮快。母亲大哭了两天两夜，将泪水哭干便也不哭了。她躺在沙发上不动声色地凝望天花板。我说活着的人还要好好过日子，她点点头。于是第二天我从学校回家又闻到母亲拿手的糖醋排骨的香气，看见她笑盈盈地从厨房探出脑袋问候我在学校的一天过得怎样。

　　后来我想其实也蛮长久的。日后我们再提起外公外婆，回忆起母亲的童年，甚至是我向她展示仍是半成品的眼下这篇文章，她依旧会默默地掉泪。外公生前投资了一所小学校，每年会有一笔资金分红。然后三姨转给母亲，母亲转给我，这是外公留给我的每年的零花钱。支付宝有一个找回能量的功能，有天外公的账号帮我找回了125克的能量，我一惊，拿着手机询问母亲。母亲说二姨如今在操作外公过去的账号，时不时地激活一下。

　　我开始认为生命的尺度正在于此。我在外婆去世那年写了一篇日记：我认为外婆已经变成天上的一朵云，因为我请她变成小狗形状，她便变成小狗形状，我请她变成一颗爱心，她便变成一颗爱心。母亲看到以后哭了，说，是这样的，没错。如今外公依旧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在记忆里，在眼泪里，在无论悲喜转念间骤然想起的时刻里。

　　几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寻梦环游记》，说人类真正的死亡是遗忘。生命的延长不止于冰冷的呼吸机，它在人类的记忆里得到伸展，随其他生命的流动而不息。

　　父亲最近又捉回一只螳螂。天气已然入秋，父亲说我们看看它能不能成为又一只“阿串”。我说算了，放它走吧。我将它放在外面的枝杈，由衷地希望它活得长久。但头上秋雨纷纷落下，我明白百日虫难抵下一场严寒。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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