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个人为理想兢兢业业奋斗了几十年，结果却发现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那么这种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回首消逝的年华，他该怎样看待自己和过往，怎样面对将来的生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将尽》，对此作了严肃的思考。二战中的英国，达林顿府的管家史蒂文斯将全部的理想和尊严都系于职业上，他无条件地尽心执行着主人所有指示，以此作为至高无上的责任和荣誉，甚至牺牲了亲情和爱情。可他忠诚侍奉了30年的主人达林顿勋爵实际上是纳粹势力的重要帮凶，他大半生的精力付诸东流，而且不期然成为了推波助澜的力量。伴随一次旅途，他也开启了对漫长过往回顾和追寻的历程。

　　《长日将尽》延续了作者在先前的小说《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即探索个体与历史及记忆之间的隐秘联系，并均以二战为背景。二战不仅在发生规模、影响范围上远超既往，更因其战争手段的残酷性与极端性，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罕见的暴力形态。个体对历史暴力的参与形式，既有群体性的特征，也有着因职业、性格、环境等因素的差异而形成的复杂多样的个体性。因此，与《远山淡影》《浮世画家》等文本相比，《长日将尽》虽具有类似的主题，但主人公介入历史的方式存在区别，与此相关，叙述角度也有差异。

　　《远山淡影》中，悦子对记忆的伪装，是面对大女儿景子自杀所造成的无法挽救的现实创伤和困境时，采取的回避与自我保护，她在战后移居英国就是逃避过去罪孽的心理在行为层面上的显现。《浮世画家》中小野增二对艺术的背叛，反映了艺术在军国主义的异化下与权力达成的对位与合谋。《长日将尽》在这个谱序中走得更远，因为前两者主人公的行为逻辑在小说中侧重为个体受时代的裹挟而被动应对的方式，因而其悲剧性命运更多体现为不得已背负起的沉重的历史债务；而史蒂文斯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他将管家的荣耀和尊严寄托于忠诚地履行主人的每个吩咐，全心全意为主人的需求而效劳，所以主动罔顾、压制或放弃了对行为正义性的考量，并压抑了个体所有可能干扰使命的情感需求。这里体现出的个体自觉是表象性的，因为人生价值被不加怀疑地全部附庸在他者身上，实际的主体性已经被交付，因此他就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僵化地沦为了职业的工具。

　　石黑一雄的另一个深刻之处在于，他对于个体的反思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继续追踪和探索，看到了个体逻辑的时代与传统根源。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不仅不能脱离其所处环境，而且从属于其所在时代的话语体系。因此历史不再仅仅作为话剧幕布似的衬景出现，而是通过外部环境与内部思想之间的映射关系，在个体意识中深刻显影。史蒂文斯信奉的思想，正是来源于英国传统贵族社会推崇的价值，严格的等级制度、“上下尊卑”的规则秩序，都在史蒂文斯对管家职责的理解与恪守中有着具象化的呈现；同时，传统英国的绅士精神，对荣誉和责任、理性与隐忍克制的强调，也造就了史蒂文斯对业务标准和职业完美的极度追求，以及对情感的强烈压抑。

　　史蒂文斯的意识和逻辑高度依赖于英国贵族庄园式的社会存在形态，正如他认为“真正的管家只存在于英国”，原因是“极端的情绪自控是只有英国人才做得到的”。矛盾在于，史蒂文斯没有察觉到，二战时英国正遭遇着从传统贵族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历史境遇，传统社会结构连同价值观濒于瓦解，正要被现代社会和价值全面取代。史蒂文斯沉浸在旧传统的价值中享受着无比的陶醉和满足，没有意识到其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即将失效，因此文本的内心独白具有着强烈的反讽意味，也体现了个体在历史中的无力感。这一历史转型在小说中的映照，是达林顿家族在占有府第两个世纪后终于失去了所有权，庄园被美国富商法拉戴先生收购，伴随这一时刻的到来，史蒂文斯先前信念的坍塌，以及他本人随着旧社会一并在历史的汪洋中沉沦，就成为必然的命运。

　　小说不仅聚焦于置身历史时的观察与反思，同时也聚焦于当历史发生后应当如何看待过去这一问题。事实上，直面真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当遗憾或悲剧已经发生，面对现实中无法弥补的创伤及带来的剧痛，人们总会对过去进行某种变形或修饰，从而缝合撕裂的情绪创口以及破碎的主体性。其中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形式：其一是自我摧毁，希冀通过在物质和情感的毁灭中寻求解脱；其二是编织谎言试图掩盖创口，如同镇静剂的功效，让个体忘记疼痛，从而继续走向未来。但这两种方式均未实际触碰历史中的真正症候，是不同形式的回避和掩盖。

　　《长日将尽》中提供了第三种形式，即欺骗与自我欺骗。史蒂文斯的叙述中，一方面有大量遮掩、修饰、修正以及选择性遗忘，他面对确证的事实，仍拒绝承认达林顿勋爵的行为有任何不高尚之处，从而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护；反复强调与肯顿小姐的关系为“工作伙伴”，否认其中有任何浪漫的成分，用理性和克制来压抑与逃避情感。另一方面，他对于记忆中关键性或者有可能显露出破绽的事件进行了大量繁琐的解释，如父亲中风垂危时他选择不离开工作岗位，以及奉勋爵之命解雇两名犹太女仆，他解释为是工作职责使然。读者从这些欲盖弥彰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史蒂文斯内心极度压抑的挣扎、无奈、矛盾和痛苦。《远山淡影》中悦子无法承受不正常的母女关系以及后来的家庭悲剧所造成的记忆重负，将回忆投射到邻居佐知子身上，直到小说结尾的自白中暴露出了巨大破绽，让掩盖的真相彻底浮现，即佐知子就是悦子本人。与此相比，《长日将尽》中史蒂文斯的叙述更加连贯完整，从其个人说法出发俨然逻辑自洽，但深入分析其叙事内容及形式，可以看出史蒂文斯并未通过这种自我合理化的话语体系真正逃离事实的纠缠，反而一直处于过去投射的阴影中。

　　史蒂文斯对历史的重新阐述以及对记忆的修饰和改写，体现了一种尝试在变动不居的历史中重新放置个人的努力，更深层次是为了弥合或重构碎裂的自我主体性。但无论是悦子、小野增二还是史蒂文斯，他们在历史暴力之后挣扎着自我安置的方式均未能成功，留下的是依旧残破无法闭合的主体性和未结束的人生悲剧。

　　《长日将尽》的小说最后，史蒂文斯有这样的心理独白：“我的确应该不要再这么频繁地回顾往事，而应该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把我剩余的这段人生尽量过好。”“你我之辈，只要是至少曾为了某项真实而有价值的事业而竭尽绵薄、稍作贡献，谅必就已经够了。”这种面向未来似乎达成的自我和解本质上依旧是苍白的，更像是聊以自慰，究其原因，这种自我欺骗式的自我合理化，与前面所述的自我摧毁和编织谎言这两种处理个人历史的方式，均未能正视和有效解决真正的症候，因此反思力度必然有限，属于加缪意义上的哲学性自杀。

　　真正的自我认知或许需要打破所有合理化的借口，直面历史中的残破和自我灵魂深处的黑暗，这个过程可能相当疼痛和艰难，因而往往是最难以达到的成就。自觉地背负起过往的伤口与黑暗，也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真正的英雄之举。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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