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城，槐花是黄色的，在满城的红、紫、粉里，它本该耀眼。然而不是，高大的紫荆树，带刺的异木棉，浩浩荡荡，沿着大路两旁延伸开去，花开枝头，居高临下，气势磅礴而威严，有母仪天下之态——黄槐花恰是平民家的小丫头，怯生生地缀在细小的绿叶间，长在城市的角落或边缘。

　　以致我在这座城里生活了那么多年，竟从没注意到它。

　　直到那年。

　　我怀孕了。历尽万般艰难，才有了这个孩子，我特别小心。初为人母的喜悦尚未仔细品尝，便出了意外。躺在医院里，我被告知，这颗种子尚未安稳着床，能否平安不能百分百确保。我想哭，又怕哭动了胎气，于是每日静卧在床不敢动弹，一颗心悬在空中。

　　母亲来了，是紧急辞工。母亲在一家港资厂里打工，此前，多次听她描绘过厂里的情况。她说，工厂很大，上班的时候，工人都要穿制服，戴帽子。她说，厂里给买社保，交满15年，就可以领退休工资。母亲的言语里尽是满足，实际上我知道她这份工特别辛苦，每天工作8小时，站着。机器出货快，别说打个盹，走个神都不能。但我更知道对半生经受贫困和饥饿的母亲来说，这份工作意味着什么，尤其是“退休工资”这4个字，闪着金光。

　　可是她辞工了。已经干了6年的她放弃了这个美好的梦，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住院15天，卧床，打针。母亲便日日在家里做好了饭菜送到医院。那时，我们住在岛上，从家里来医院，兜兜转转坐地铁，来回要两个多小时。母亲有多辛苦，我那时从未想过。她也从不言说，只是按点送饭，看着我多少吃点后，再收拾好碗筷返回去。

　　出院后，我遵医嘱继续静卧养胎。无奈妊娠反应越发严重，呕吐到水也喝不下，脾性也暴躁起来，对家中食物极尽刁钻。母亲默然接受我的一切指责和批判，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

　　那时候，还是炎炎夏日，我却怕冷。母亲就每天帮我把凳子搬到走廊里，让我坐着晒太阳。太阳移动一点，她就帮我把凳子也挪动一下。

　　我追着太阳跑了两个月。

　　3个月后，我的状态稳定了，于是回单位上班。身体依然还是虚弱的，平时走路带风的我，现在走一阵就要找个地方坐一下——那路上的石墩、石块，都曾以它们宽厚的胸膛托起过我和腹中的孩子。我的手中拎着塑料袋，走到哪儿吐到哪儿，胃口和情绪也一直不好。但无论怎样，母亲脸上总是堆着笑。

　　有时候，母亲会到路上来接我下班；有时候，她也会送我上班，陪我走上一段路，或者一直走到单位，她再独自一人返回去。

　　路上，有紫荆花灼灼开放。风起时，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我觉得舒服多了，便提议给母亲拍照。母亲受宠若惊，像小孩一样乖乖地站到大树前，手里拿着给我准备的苹果。

　　有一天，母亲要给我送饭。她说反正她一人待在家里也无聊，而我来来回回走得太辛苦。母亲在我单位边上找了个地方。那是一个村庄的边上，从单位出来，横过一条马路就是。那里住着几户人家，长着几树黄色的槐花。

　　离开文件堆，走出办公楼，我来到和母亲约定的地方，母亲早已等候在那里。她坐在花坛上，密密的黄槐树正好给她撑开了一片阴凉。团团簇簇的黄槐花在她头顶热烈地绽放，明亮而温暖。我的心里生出一股暖意。

　　3个饭盒乖巧地排列在母亲身旁。母亲见到我，便依次打开，饭、菜、汤，都还热乎着。我就在黄槐树下开餐，伴着黄槐花的淡淡清香和蜜蜂的嗡嗡飞舞。胃口依然不好，但在这里，总能吃下一些，呕吐也缓解不少。

　　吃过饭，母亲把碗筷收进袋子里，总要陪我坐一坐，或者走一走。我们随意聊天。那小小的黄花，簇拥到一起，歪着脑袋听我们说话。清风拂过，细碎如甲的花瓣纷纷扬扬，落成了我今生从未见过的槐花雨。它们掉落在母亲的头上、肩上，也飘落到地面和草丛里。待母亲收拾饭盒准备回家时，饭盒上也覆了薄薄一层——槐花雨淋湿了我的饭盒，也淋湿了我的心。

　　在母亲的悉心照顾里，我走过了艰难的怀胎十月，迎来了孩子的出生。说不清在黄槐树下吃过多少顿饭，也数不清这一条路母亲走过多少个来回——母亲不会骑车，她去哪儿都只能靠走路。如今想来，母亲的老，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她背着菜篮，拎着饭盒，走着走着，背就佝偻了下去。可那时的我并无察觉，母亲的脸上始终堆着笑，笑里注满了谦卑、宽容。她就像那不起眼的黄槐花，那般朴实，却又明媚；那般隐忍，却又热烈！

　　岁月流逝，槐花一茬一茬开。如今，我那个被“槐花饭”喂养大的孩子也10岁有余了。在做母亲的路上，我深深懂得：每个母亲，都甘愿活成了一株不起眼的黄槐花；每个女儿，都在悄然淋着这样的槐花雨。

　　见习编辑：赵小萱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