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住在山村里，小时候每逢寒暑假，我就跟着父母跋山涉水去拜访。

　　姥爷是山东壮汉，人高马大，脸黑红黑红的。不管是喜是怒，他总瞪着眼睛，说话声音震耳欲聋。他爱看电视，在炕沿一坐就是半天，边看边抽手卷的旱烟。我好奇，把他的烟叶子搓得七零八落。他不高兴，抿着嘴，瞪着眼睛，不怒自威。我总被他的样子吓哭，这时免不了换回几句不满的呼喝吓唬，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他沉默一会儿，像没办法似的，起身去洗水果塞给我。姥爷的手粗糙得扎人，但接了冰冰凉凉的水果，便感觉他没那么吓人，我立刻不哭了。

　　姥爷是退伍军人，在云南当兵，在战场上受了伤，牙也掉了一颗。他很少讲他以前的事迹，但我总觉得，他像课本里无论受过多少伤，都能再次站起来的战士。“云南是个好地方。”姥爷总这么说，我让他说说云南好在哪里，他挠挠脑袋，又说不出其中一二。云南的花儿多，蝴蝶自然也多，姥爷当兵的时候，学会做一手好蝴蝶标本。我总缠着他去抓蝴蝶，可东北的蝴蝶太少了，抓起来很麻烦；即便有，也是非常小的常见种类，没有做成标本的价值。我不干，继续缠着他，姥爷生硬笨拙地转移话题，要带着我玩别的去。

　　姥爷不看电视的那半天，会喂鸡鸭、种地、喝酒、钓鱼，还有陪我玩。他会用树枝和橡皮筋做弹弓，相当结实而且打得很准，百步穿杨，能隔着二三十米打中地上正在跑的老鼠。在树枝篱笆围的小院里，他手把手教我用弹弓打面前的易拉罐。不过区区5米距离，可不知是零下30摄氏度的天冻手，还是我自己的缘故，一次也没打中，全打进了前院菜地的积雪里。“打东西要稳、准、狠。瞄准了就打，你看，犹豫就歪了。”姥爷的山东口音很重，听不太清，最后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理解所谓的“稳准狠”。还是孩子的耐心消磨殆尽，迅速发射一颗石子，竟然真的打中了一个，巨大声响吓得附近的鸡扑棱着翅膀仓皇而逃。我高兴地拽着姥爷的手向他炫耀，他咧开嘴，爽朗大笑，露出一颗金牙。

　　姥爷经常领我进山，捡柴火，采蘑菇，摘野菜。我在城里长大，对山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姥爷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迷彩裤，裤脚扎进高帮胶鞋里，步伐大而稳，我总要小跑着才能跟上。山路像被随手抛下的草绳，弯弯曲曲，隐没在榛子丛与高大冲天的密林里。姥爷的背影很高大，他替我拨开横斜的枝丫，阳光从那豁开的缝隙里哗啦啦地倾泻下来，落在我的脸上，暖融融的。林间的气味是复杂的，腐叶的沉厚、松针的清冽、泥土的腥润，还有某种不知名野果甜丝丝的气息，全都混在一起，被午后的热气一蒸，闻着让人昏昏的，又异常安心。

　　姥爷认得许多我不认得的草木，什么是马齿苋，什么是荠荠菜，什么是“大脑门”。我不认得，只顾着玩，一通乱拔下来，倒拔了一筐的野草。姥爷笑话我笨，他摘下刺五加的嫩芽，哄骗我吃下去：“这是刺五加，拌菜吃好吃。”那时候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怎么会被这么幼稚的骗术骗到？我连忙捂住嘴：“我才不吃，太苦了，要吃你先吃。”见没有得逞，姥爷嘿嘿一笑，又改口打趣我是个“小聪明”，继续去摘野菜。他的手指粗短，折下那些在我看来别无二致的叶子，咔哒咔哒，声音在山野的静寂里显得格外清晰。有时我们会停下来，坐在裸露的树根上歇脚。他不说话，只看着远处山峦淡青色的轮廓，一层叠一层，直到与天色融在一起。

　　姥爷不带我出门的时候，我只好在炕上躺着，听着窗外的日头晒得各种虫子在草丛里大叫。当地的小孩子闲着没事，会上山采蘑菇玩，但是在东北，盛夏不是采蘑菇的好季节，就算有蘑菇，我总是找不到它们躲在哪儿。没有好玩的，菜地里的水果大多没熟，自然也没有口福。见我待得无聊，姥爷提议让我跟他去小溪边玩。城里长大的我，只在语文课本里读过“小溪”这个名词，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于是兴高采烈地跟着去了。

　　小溪离得不远，在对面的山脚下，只消一蹦就能跃过涓涓细流。水清澈得很，能看见底下圆润的卵石和倏忽来去的小鱼影子。赤脚在水里面走，鱼便都躲去岸下了。我抓不到，扑腾半天得到的只有一身水。姥爷笑我笨，又手把手教我怎么用两岸的砂砾筑起堤坝，拦住顺游而下的小鱼。我脱了鞋袜，挽起裤腿，踩进被晒得温暖的溪水里。水波温柔地舔着小腿肚，细沙从脚趾缝间软软地流走。我弯腰去掀石头，指望底下藏着惊慌的小虾，或是正在休息的小鱼。在我们堆的“坝”上，偶尔有蜻蜓点水而过，翅翼振起极细微的涟漪。

　　在那样的日子里，天总是显得很长，长得仿佛永远不会结束。可日子终究是有脚的，悄悄地从炕席上溜走，从饭碗边滑过。每次回城里的前几天，我早早就开始闷闷不乐。灶膛里的火明明灭灭，映着姥姥忙碌的身影。姥爷依旧坐在炕沿，旱烟一头的红光一暗一明。我趴在炕上看电视，那是撒娇打滚才讨来播放的少儿频道，此时也显得没那么有趣了。

　　关于蓝蝴蝶的记忆，就发生在一个夏日将尽的午后。姥爷照常带我一起去山里捡柴火。一条小河从山脚下汩汩流过，岸边长满了齐腰高的野草，零星几个开着我叫不出名字的、粉白色的花朵。我和姥爷在在河边的草地上见到了它——那是我在图画书里才见过的大蝴蝶，硕大、华美，翅翼是无法言喻的蓝，边缘镶着一圈幽黑。它停在一丛野花上，翅翼缓缓开合时，那蓝色便流淌起来，闪烁着金属般细碎的、梦一样的光泽。

　　姥爷也看见了。他示意我不要惊动它，然后屏息凝神，靠近，再靠近，用手猛地一兜，蝴蝶便落进了姥爷粗糙的掌心里。“你在城里没见过蝴蝶吧，姥爷给你做成标本，带回城里去。”他轻轻捏住蝴蝶的身体，那双拿过枪、种过地、做过弹弓的大手，此刻是那样小心。他的眼睛亮亮的，映着手里那团扑腾的蓝色，有一种孩子气的得意。

　　晚上，蝴蝶被暂时安顿在一个钻了气孔的纸盒里，放在窗台上。我看了又看，喜欢得不得了，连梦里都是那片蓝色在飞舞。可是第二天，阳光照进屋里时，纸盒的盖子微微掀开了一条缝，里面空空如也。那只美丽的囚徒，不知怎样挣脱了，飞走了。我愣了一下，随即把脸几乎埋进盒子，拼命地搜刮每一个角落，仿佛那只蝴蝶会像魔法一样缩小、躲藏。我把盒子倒过来，用力摇晃，除了那几点磷粉在光线里无力地飘着，什么也没有。

　　我不信。又凑近，看那个我亲自看着姥爷钻出的气孔。它是从这儿挤出去的？它那么大的翅膀，怎么能从这么小的孔里挤出去而不受伤？我无法理解。于是我开始更固执地检查：是不是盒子有破洞？是不是掉到窗台下面了？我趴在地上，脸颊贴着冰凉的地面，看向黑暗的缝隙。

　　什么也没有。只有阳光里飞舞的灰尘，还有急得哇哇大哭的我。姥爷依旧抽着旱烟，蹩脚地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似乎在安慰我。而我依旧在大哭，缠着他在我离开之前抓一只新的蝴蝶。姥爷坐在炕沿抽着烟，笑嘻嘻拍着我的脑袋，笨拙地擦掉我的泪水：“没了就没了吧。”

　　我不愿接受“没了”的事实，又想撒娇缠着姥爷去抓，但即便再去抓一只蝴蝶也来不及了，因为我就要回城里去了。5个小时的私人巴士，从深山里开往小镇，再去客运站坐两个小时的大巴，我离那片山林，那个童年越来越远，后来，我便再也没有那样的夏天了。

　　姥爷姥姥搬进城里，我也只有在寒暑假时才去见见他们。山路、小溪、柴火的气味，弹弓的皮响，还有那惊鸿一瞥的、逃逸了的蓝色，都被封存在遥远的记忆里。再后来，山林外的生活一路疾驰，我去了云南读大学，那个姥爷曾当过兵，见过战争与流血、鲜花与蝴蝶的地方。昆明春城的阳光和花朵令人目眩，但我总觉得，那些翩翩的彩影，都不是我在等的那一片蓝。

　　大二的时候，姥爷得了肝癌，在各个医院周转治疗。大学离家3000多公里，我只能在微信里了解他的病情。记忆里那个无所不能的战士被病魔打倒了，等我寒假回家的时候，那个高大健壮的、林冲似的威严的汉子，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能勉强坐起来吃喝，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姥爷喝着我递过去的热水，空洞的面容似乎恢复了些许生机；我看着姥爷，动动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要是谈论他的病情，除了徒增忧愁与伤感之外，没有什么意义。看着姥爷憔悴的面容，又忽地觉得自己好像说出话来，只是对着一面枯萎的藤墙自言自语般，得不到任何回应。我们之间隔着漫长的岁月和截然不同的人生，但我就是想和他多说说话，就像小时候一样。在病房里沉默了许久，我才勉强找到一点可以聊的话题：“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给我抓到过一只蓝色的蝴蝶。”

　　“嗯。”他的声音很轻，我几乎听不到。

　　“后来它飞走了。”我搜肠刮肚，不知道如何把话题继续下去，像小时候他带着我，总是沉默着。病房里的空气又安静了一会儿，我蹩脚地找话题继续道，“云南是个好地方。”

　　一阵沉默。

　　“那边花很多，水果也多，很暖和，我见到了蝴蝶。夏天的时候，昆明的路边有很多卖杨梅的。你当兵的时候，有没有吃过？”

　　“嗯。”

　　“云南的人民都还记得你们，现在还有人纪念你们。”

　　“嗯。”

　　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爸爸妈妈回来了，把我带走：“让你姥爷清净一会儿。”我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回头，想和他挥手告别。枯瘦的姥爷坐在病床上，依旧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想，这应该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了。不久以后，姥爷没了。

　　我依旧不愿接受“没了”的事实，可是我已经没有可以撒娇的人了。我把姥爷做的弹弓收藏在家，好像这样他就能陪在我身边，我就能随时成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孩童。大学的我没了中学的束缚，有时间就会到各地去漂泊旅行。回到昆明短暂歇脚的时候，我在老街的一头遇到了卖蝴蝶标本的小贩。摊位最中间，也是最亮眼的那个，和我小时候捉到又飞走的蓝色大蝴蝶一模一样。仿佛是为了弥补我的遗憾，躺在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静静地等待着我。摊主说，这个标本是最好看的，也是最贵的，要600元才能买到。

　　我知道他在宰客，那时我每月收入仅仅800元，是写东西赚的稿费，可我的遗憾竟然只要600元就能补好。但小时候那只蓝色的大蝴蝶振动着不可捕捉的、忧伤而自由的翅膀，再没有回来过。姥爷也再不会回来了。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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