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说，眼下有泪痣就会变得爱哭，于是他带我把脸上的泪痣点掉了。

　　那时是夏天，我、姥爷、摊主，都坐在红色的布棚子下，带着凉意的风丝丝缕缕地从袖口灌进来，激得人起鸡皮疙瘩。手里冰棍融化的速度总比我吃的速度快，不知什么时候就流满了手。姥爷拿着纸巾把我手上的水擦干净，枯枝般的手灵活地绕着我的手指将液体都吸走。纸湿了，手也变得黏黏糊糊的，两指指腹相对，再分开时就会有一股阻力，很难受。脸上泪痣的位置像火烧一样，灼得我生疼，那滚烫一直在心底烧，烧到了今天。

　　姥爷蹬着喷着红漆的三轮车回家，我坐在后面，头靠着他佝偻却坚实的背，三轮车因受不了这颠簸的路而发出金属碰撞和吱呀吱呀的响声。

　　“这回行了，妮儿，你不会再爱哭了。”姥爷苍老的声音从我后面传过来，“往后都开开心心的”。

　　“我本来就不爱哭。”刚上幼儿园大班的稚童，也就是我，认真反驳道。

　　“好好好，不爱哭，不爱哭……”

　　后来我长大了，去外面上学，姥爷住院的次数仿佛跟我的年龄成正比似的，尤其是过去一年，我记不清他到底住了几次院。看着家人愁眉苦脸的样子和偶尔落下的眼泪，我的心头被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缓缓笼罩。姥爷床头的药越积越多，昏睡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姥姥总是嫌他说自己快撑不过去了，背地里却又因这些话而落泪。

　　终于，那恐慌的源头出现了。

　　8月，尖锐的电话铃声刺破了暑期的安宁，妈妈叫我赶快收拾东西下楼等她，她说带我去见姥爷。妈妈打电话给她的朋友，嗓音颤抖，像狂风中的一缕丝线：“我没有爸了……”

　　我就知道是这样。

　　我站在熟悉的门口，看着那辆三轮车被堆在角落，积了灰，鲜艳的红漆也掉了色。转头遥遥望向堂屋里的冰棺，没什么感觉，所以也没哭。接下来就是葬礼，一拨一拨的人来到棺前，哭几声，掉几滴眼泪，随后便走开跟别人聊天去了。有时我也需要哭，哭给外人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泪痣了，越是这样我就越哭不出来。

　　那几天，屋子里满是家人的哭声：

　　“爸，你睁眼看看我呀，你不是最疼我了吗？”

　　“爸！你不要我了吗！”

　　“老头子，你就这样走了？”

　　……

　　这些声音大多是模糊哽咽的，偶尔变得尖厉嘶哑，但无论哪种，最终都被纸钱燃烧的烟雾裹挟着飘向远方。

　　时间过得很快，姥爷要被火化了。我看见几个人用金属担架将盖着白布的姥爷抬走，经过我时，担架上垂下了一只手臂，就那样直挺挺的，一动也不动。他的手不再灵活，脊背也不再佝偻，而是僵直地贴着冰凉的金属板。我突然意识到，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人了，我没有姥爷了。

　　鼻子和眼睛瞬间变得酸涩，手心被掐得通红，那些人的脚仿佛踩在了我的心上，匆忙的脚步带动心脏变得急促，湍急却如一月寒潭般冰凉的血液流过全身。我将手里的纸巾拿起来擦了又擦，却始终不能像当年那样把脸上的泪水吸干，鼻子里跟堵着石头一样，喘不过来气，让人窒息，肚子抽动着，止不住地干呕。

　　姥爷，为什么我没有泪痣了，却还是哭得这么厉害，那么不开心？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