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5年前也是这样一个下午，烈阳烧红云霞，热浪蒸绿叶子，大风酣畅，日光淋漓。我们5个人，三女两男，一起去西部山区支教。启程前，项目负责人对我们三令五申，要支教就教满一年，千万别中途不干了跑回来。因此，对于“即将共事一年的未来同事”，我们对彼此都怀有天然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大巴车上，我们交换了各自的姓名。小丹身上散着芦荟香，夹杂未销的烟雨气。我们年纪相仿，同是师范生毕业，初次见面就相谈甚欢，她还要把她的胶花手串摘下送我。她同我讲，她是瞒着父母偷偷报名的，直到把支教手续都办妥了才通知家里人。她的父母自然是大骇流泪，但已阻拦不了，只好依依不舍地送别了她。我问起她支教的原因，她的笑容明媚，不掺杂质，只答：“我挺喜欢小孩的，想尝试一下。”

　　后面坐着的小亮戴着眼镜，性格内敛，并不多话。他的身形清癯，脑袋沉默地耷拉着，像一棵矮树垂下的果实。或许因为和我是同校同学，他在我面前稍微放得开些，他告诉我，他不是科班出身，大学学的计算机，一无教学经验，二无什么胆量，这一趟去了恐怕是“凶多吉少”。“那怎么会想到来支教呢？”我问。他的脸便连着耳根烧起来，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便善意地将这茬揭过，话题引向了一旁的海子哥。

　　海子哥坦言，自己是听说参加支教未来报考公务员可以优先录取才来的。他的身材高大魁梧，眉硬而不凌厉，说起话来也中气十足。小丹听完睨了他一眼，眼神像在怪他太势利，海子哥无所谓地耸耸肩，补上一句，这没什么好羞于启齿的。

　　梅姐是我们这行人中唯一的研究生，气色苍白，穿着朴素，浑身上下唯一可算得亮眼的就是左手无名指上的银色戒指。我观察到她特地把戒指收起来放好，不免多嘴问了一句：“梅姐，已经是成家的人啦？”梅姐愣了愣，摩挲着手指，低低“嗯”了一声。我看她不愿多说，就转而问她支教的原因，她却答非所问，说自己支教已经有三年了，今年是第四年。我点点头，心中有些佩服这个沉稳且有经验的前辈了。

　　汽车一路咿咿呀呀地叫，像伤风咳嗽的病人，车轮碾过坑坑洼洼的土路和凹凸不平的石头，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沉。每次以为快要到目的地了，一问司机，还有好远。好远是多远？没人敢问。到达之际已然黄昏，有自称是校长的中年男人出来迎接，肥肉似的脸上堆着油腻的笑。那男人说要接我们吃饭，我们一行人饿了一天，正打算答应，山那头却突然出现火光，声势浩大。我们吓了一跳，以为遇见土匪了，细看才发现是一群举着火把的村民，为首的举着手电筒。光太亮，照得那男人脖子都缩短了几分，脸上浮出心虚的神色来。我们一行人正觉奇怪，他就被村民们赶跑了。

　　举着手电筒的人清了清嗓子，走过来道歉，操着一口乡音，我们听得不大明白，大概晓得面前这人是村党支部书记。他解释说，那男人确实是校长，不过是前校长了，从前也有支教队来这里，他借职务之便做了错事，被革了职，受到了惩罚。支教队的领队很愤怒，没满一年就打道回府了，害得孩子们都没老师教，“村民们正发愁呢，还好你们来了”。

　　这件事给我们5人带来的冲击不小，尤其小丹看上去魂不守舍的，我想安慰她，不料她甩了甩头，换上一副坚定的神情，说她好不容易来了，绝不会这么轻易被吓跑。等到大家都安顿好后，海子哥和小亮就主动提出交替守夜，好让我们安心。

　　我们入住的“宿舍”是土坯房，泥巴地，墙也是用黄泥砌起来的。空间还算大，隔成4间，正好够住。中间是堂屋，摆着一张红木方桌和3条长凳，与这里格格不入，我猜是之前支教的老师留下的。屋后放着一个大缸，用来接雨水的——这里没有自来水，井水要从后院的山上抽，抽完用木桶提回来，再用烧水壶烧开，倒进桶里，用葫芦做的瓢舀水洗澡。水壶不大，得烧好几壶才够洗一次。厕所在屋子后大概20米远，是旱厕，没有灯也没有门。其他东西亦一概没有，但好在我们都自备了生活用具。这些情况都在我意料之中，并不觉得艰苦。

　　二

　　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才真正让我意外，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看着孩子们穿着沾满泥的靴子踏过20里山路走来的时候，我还是吃了一惊。更有甚者是荡铁索桥过来的，那摇摇欲坠的铁链，只是远远看上一眼都觉得危险。陆陆续续到了近百个学生，听说这算多的，有的山区学校只有10来个学生，一间教室，一个老师，相比之下，我们的情况很不错了。

　　我们把学生领进门，才知道他们是按年级分班，只有5个年级，没有6年级。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先前学校里有个教书先生。“那怎么后来没教了呢？”我问。原来，那先生很多年前是村里的会计，所谓“会计”，就是会用算盘算账的留着长长胡须的老人，识字不假，懂算术也没错，可现在已不是四书五经的年代了，孩子们从3年级开始要学英语呢，于是先生就被淘汰了。

　　村子并非完全封闭，早就有人走出这座大山去城里打工，只是回来的少，回来了也是要把家里人接到城里去享福，没人留下来建设家乡。我一边感慨山区教育的落后，一边担忧我们5个人如何管好这么多孩子，分来分去，最终把班定下来，决定每人都要带语文、数学、英语3门课，偶尔还要给他们上节体育、美术和音乐课放松放松。

　　学校的操场其实是一大片杂草地，一面靠墙，一面倚树，草地中央立着一根光秃秃的国旗杆。学生们没有时间观念，学校也没有设置上下课铃，只要老师说下课，孩子们就立刻一窝蜂地跑到操场上打闹，或比谁爬树爬得更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课间操。我们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村里借了一根钢管，中间钻孔，吊起来挂在高处，再捡根铁棍敲打，就能发出“铃声”了。

　　学校的洗手盂有4个水龙头，在他们眼里这也是直饮机，我见过不少孩子直接对着水龙头喝水。我最开始喝止他们，告诉他们这水不干净，不能直接喝。直到孩子们告诉我他们家里接的都是雨水，我才恍然大悟，然后教他们把水灌在烧水壶里烧开了再喝。

　　不少孩子都被烧水壶烫过手，就不愿意再碰烧水壶，还有孩子说烧开的水喝着怪怪的，不如天然的好喝。还好有海子哥过来解围，说没有烧开的水里含有多种微生物、病原体以及大量的细菌，人体长期喝这种水容易生病，严重时甚至会感染上炎症。

　　孩子们听不懂“微生物”，问那是什么东西，我吓唬说是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孩子们就怕了，毕竟谁也不想喝有小虫子的水。孩子们听不懂“炎症”，问那是什么东西，我吓唬说是痨病，孩子们中就有人怪叫出声：“痨病！××的爹就是得痨病死的！”恐惧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自此以后孩子们都乖乖烧水喝了。

　　三

　　没教几天，我因水土不服病倒了，头脑发热，眼前发晕。小丹揶揄我这副身体是怎么过的体检，嘴上嗔怪，转头却又要我好好休息，她可以帮我代一天课。我拒绝了，我太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负担都很重，无力再去承担另一个人的教业，便挣扎着从被窝里爬起来。这时梅姐抱着几盒药进来了，轻车熟路地告诉我该吃什么药，一次吃几粒。我的脑袋昏昏沉沉，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只知道说感谢的话。病好后很久我才反应过来，梅姐哪来的那么多药呢？或许后来的一切早在最初就埋下了伏笔，是我太粗心才没有发现。

　　病好后第一堂课我教的是美术，我承认是有点偷懒，想着让自己和学生都放松一下，结果却适得其反，诱因在于我带来的那盒彩色蜡笔。我告诉他们这盒蜡笔是公用物品，大家要一起分享，没多久孩子们就闹起来，叫嚷着谁不顾先来后到抢了他的笔不还给他，谁喜欢这种颜色的笔就霸占着不许其他人用，谁把笔偷偷塞进了自己的书包想带回家。

　　我只好强硬地把所有笔都收回来，正欲发火却又忽然冷静下来。占有欲人皆有之，大人都不是完美的何况这么小的孩子呢？怪我在发笔的时候没有规定好使用规则和分配规则，只告诉他们要分享，却忘了他们还没有学会分享，这必然会酿成课堂乱象。想清楚了这些，我开始补救。我告诉他们画画是要合作的，笔是要交换的，条件是要商量的，办法是一起想的。接下来孩子们安静了，我站在讲台上，望着一排排埋头画画的小脑袋，蜡笔在他们手中有序地传来传去，时而听见细若蚊蝇的交谈声。看着他们专注的模样，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

　　后来交上来的画作里，多是画花草树木、家庭亲人和劳动场景的，乡村和山野是他们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孩子画了楼房，而且是种满了灯泡的高楼。我问他这是画的什么呀，他用向往的语气回答我，这是城市。我又问他，那这么多灯泡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之前有人告诉他，城市是亮堂堂的，哪里都有灯，不用害怕走夜路，大路平坦朝天走，不用怕摔跤滑倒，而且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有20层楼那么高呢。

　　他犯了个小错误，把“shà”读成了“xià”，我纠正了他，他重新把“高楼大厦”这个词又读了一遍，又问：“老师，我从来没有见过20层那么高的楼，真有那么高的楼吗？”我说是的，确实有那么高的楼。孩子们就又闹腾起来，一人一句地说着自己对城市的期望，几乎人人都想去城市，想看看钢铁森林的风景，想尝尝商店里卖的糖果，也有个别孩子站起来说，城市是个吃人的地方，他的母亲去了城市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下就把话题又引到我的身上。

　　“老师，您也是城里人吧，大家都往城里跑，您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呢？”

　　四

　　教书只是第一步，我们的任务还有调研。本来我们都愿意开家长会，但每家每户的农事都很忙，根本没有家长有空来参会。我们只好跋山涉水去家访。这是个苦差，好在村党支部书记自告奋勇带我们去，一个好导游为我们省了不少事，也能少走些弯路。大山的路难走，我们5个人虽然是分头行动，但聚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对方脏兮兮的膝盖和屁股就知道，我们5个人都在不同的路上摔了同样的屁股蹲儿。

　　待我真正走进他们的家里，才知道什么叫穷苦。不少人家里都有一个或残疾或患病的体弱人士，以及几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年岁比我教的孩子们更小。为什么都养不起了，还是一定要生呢？我不解，以为他们的答案会是“养儿防老”之类，没想到竟是“人多力量大”。我这才意识到，在山民们的心里，势单力薄是要被欺负的，只有尽可能地多生，才能避免被欺负。我无言以对，徒余感慨。

　　梅姐和我面对的是一位年近花甲的独居阿嬷，阿嬷很健谈，主动向我们聊起她的故事。阿嬷的耳朵不太好使，因为自己听不清，所以也怕别人听不清，她说话声音很大，对着我的耳朵喊：“你们是老师？教书的？”我们说是的。阿嬷继续喊：“读书好啊，读书才有出息。当初我要能生个儿子，我也让他读书！读高中、考大学、上二本呢！考上了二本就能去当兵，当兵就不用家里的钱了，还能往回寄。多好啊，读书就认得字，在外面就不怕被人骗，不怕连个说明书都看不懂。我们村里人个个都盼着家里也出个二本，将来都去当兵。”

　　阿嬷又问：“你们呢，你们也能上二本吗？”我自我介绍道：“我是一本的，她更厉害，她可是研究生。”梅姐给我使了眼色，意思是我说得太多了。阿嬤果然露出疑惑的神情来，“二本”是她道听途说来的，她不懂什么是二本，也不知道专科和本科、一本和二本的区别，对“研究生”这个词就更陌生了。她什么都不懂，只是大家都夸好，她也觉得好，所以就学来挂在嘴边了。她问我：“一本是什么？”我这次回答道：“这不重要，一本二本只是数字而已，读书嘛，最重要的是养活自己，回报社会。”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宋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