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二毛的长篇小说《东江纵队》以时间为轴线，讲述了东江纵队这支抗日队伍的故事。抗战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和极强的动力支点，叙事的丰富性，也在考验新加入作家的题材发现力和表达力。钟二毛则是采取最为朴素的方法，即回到历史现场，最大限度地还原曾经的生活，呈现原生性的真实魅力和文学审美。简而言之，钟二毛最在意的是以文学的方式永恒那份历史的宏大叙事以及其细部质感。

　　因为朴素的创作动机，钟二毛并没有抛开或借用历史，而是尽可能走进历史，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对钟二毛而言，他是以扎实的采访和丰厚的资料为路径，真切地返身进入了历史。在中国军事史尤其是抗战史上，东江纵队当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广东，在深圳，有关东江纵队的故事，经年流传。

　　钟二毛最初并不是有意去了解这段历史，而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时不时听到有关东江纵队的日常化讲述。数十年间，这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在准备创作前，他又专门进行了大量的现场访问和案头准备。日常生活与传奇故事，在他的心中所形成的质地是朴实的，生动的。这也成为《东江纵队》可贵的品质。钟二毛以讲故事的叙述铺陈整个作品，一切都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历史之上，文学，只是呈现历史的审美维度。

　　小说以现实中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为故事主角，从廖承志、柳亚子、何香凝一直到主要的指战员，几乎全都是真实人物。众多的战斗和事件，也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小说的章节，拟用了章回体的标题，直接言明章节的主要情节。这些标题，既是叙述的节奏点，又是整部作品的故事骨骼，还是东江纵队的简史。小说的语言一如生活一样朴实，有着明显的日常讲故事的特性。相信，这也是钟二毛故意而为之。让沉默的历史灵动起来，让凝固的记忆鲜活起来，他是在写小说，更是在虔诚地叙述历史。如此，《东江纵队》在大叙事上，其实是非虚构性的，是现实的映照。

　　有关东江纵队的史实相当丰富，许多亲历者的口述，因视角、记忆等因素导致了碎片化、差异化，甚至真假难辨，这些都对素材的取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基于事实的宏大叙事，由不得作家天马行空地想象，而只堆砌材料或出现选择性的黑洞，又将失去文学性。所幸，钟二毛以很高的结构和叙述功力，找到了自己处理素材的方法，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重大事件和纤细情节衔接得巧妙又自然，见事的同时能见人，既突出了东江纵队最精彩的部分，又使得故事很好看。其中，将曾生作为叙事视角，并辅以作者所带来的开阔视野，让历史以一条主线串联起来，是《东江纵队》的成功之处。《东江纵队》是一部十分好读的作品，不仅是其语言的质朴和平实，以及对于史料的得当运用，更得益于钟二毛的“零距离叙事”。我们知道，“零距离叙事”本质上并非一种技术技巧，而是作家的立场和姿态。在《东江纵队》里，钟二毛将身心的沉浸作为零距离的最低要求和最高状态。他不再是写作者，而是倾听者；他不再是讲述者，而是跟随作品中的人物在行走。他的“零距离叙事”是完全将自己化作亲历者，他就像回忆自己的往事那样的胸有成竹，像老者坐在老槐树下讲故事那样的从容。从“有我”到“忘我”，从“忘我”到“无我”，最后到他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这样的“零距离叙事”，其实已无距离之说，而是作家与现实的亲密相处，是文学状态的化入境。

　　《东江纵队》结构上大开大合，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叙述节奏也如东江纵队一样荡气回肠。与此相呼应的是密实的针眼，以及如生活肌理般的细节。对于许多珍贵的事情和场景，钟二毛舍得下笔墨慢写细书。大处据实，小处合情合理地营建，是他的写作准则，也是他对小说写实的忠诚性织造。一直以来，我们对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的关系难以达成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不应该达成共识。然而，我们大致可以赞同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我们无法真切地回到真实的历史之中，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事实。再翔实的史料，也不可能容纳太多的细节，文学恰恰可以弥补这一遗憾。正像《东江纵队》，基本面都是现实发生过的，一些细节是钟二毛虚构的，但因为遵循历史规律和人物性情，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可靠的复原。这不是简单的合理想象，而是对于历史的深度体察和用心体味。这些细节非但没有损伤历史的真实，反而填补了缺失，值得我们认可和尊重。钟二毛的贡献在于为历史找回了坚实的大地和可感的体温，让历史有生命地重现在我们面前。

　　《东江纵队》讲的是一个人和一支队伍抗日的故事，但一个人身边有无数的人，一支抗日队伍所体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钟二毛在创作收获诸多成绩后曾转战影视，基本丢下了文学，但数年后又重新回到文学之路上。不用说，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文学情怀。他对文学有着真诚的使命感和自我情感的理想表达。东江纵队的往事在他心中涌动了二十多年，他觉得到了非写不可的地步。写以曾生为主的一群人，是他被感动了。他感受到那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精神。这是历史深处的，也应当是当下的。他的创作从目的到过程，都是基于自己感动向世人传达“那群人”的生命行走和精神肌理。

　　是的，信仰是《东江纵队》的内核所在，是钟二毛最想书写的所在。他在与过去交谈，也在与当下对话，以信仰的名义，呼唤我们应有的信仰。《东江纵队》最初在《民族文学》全文发表，是件可以称道之事。能刊登在《民族文学》上，固然与钟二毛的瑶族身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于《东江纵队》与《民族文学》的内质是相同的。《民族文学》注重民族的大叙事文学，也可称为民族文学的大叙事，指向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东江纵队》正是以抗战为观察窗口，以东江纵队为叙事场，抵近凝望，全神注视，具实书写中华民族在极端灾难和困难之中的表现。这是对东江纵队的文学呈现，也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伦理、文化形象和东方精神的全景展示和深度刻画。因而，我们可以说，《东江纵队》从岁月深处走来，明亮于当下，向未来奔涌。

　　（作者系《民族文学》副主编）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