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的长篇小说《长命》以西北大漠深处的碗底泉村为舞台，讲述了一个关于钟声、乡土魂魄与现代性的故事。主人公郭长命为了医治父亲的“恐症”，试图重铸被毁的古钟，让消失的钟声再次响起，以此“招魂”。然而，钟最终未能铸成，钟声也再未响起。小说通过钟声的断裂与重建，呈现了中国传统乡土魂魄世界从“牵魂绕梦”到“魂飞魄散”的历史进程，拷问现代人的精神漂泊与意义迷失。

　　生于新疆西北边陲，刘亮程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影响，这在他早期的小说《凿空》、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中都可窥见一二。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对自然的依恋关系不言而喻，作为对乡村自然生活与故土情感格外深厚的有担当的文学家，钟声环绕的《长命》中自然少不了刘亮程对原始生命与万物自然矛盾的反思。钟毁声绝，魂飞魄散，钟声将故事推向虚实相生的人鬼纠葛中。它们不单单是超自然想象的表达，亦是现代性入侵的象征，暗喻着自然生命力的衰竭，同时也在裂隙中迸发出生命绵延的希望。

　　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在无限的空间与永恒的时间面前，愈发显得局促而微不足道。兽医郭长命的本职工作本该是医治牲口，可讽刺的是，他最常从事的工作竟然是骟牛。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的要求让上头颁布以西门塔尔牛替代黄公牛以实现全乡农牧民增收的政策，这个工作就自然而然落在郭长命头上。但当“黄公牛猛地蹦起来，挣脱绳子，把村支书踢倒在地，又把牵牛缰绳的村副主任顶倒，狂吼着冲出圈门”，甚至“发疯地朝戈壁上跑了”，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这一情节的安排中，其实隐喻着现代性对自然状态的规训和压抑，而黄公牛的挣扎则无异于艰难的反抗。

　　从引人注目的动物书写中延伸出来的，是长命与魏姑前往钟塔县试图重新铸钟一事。郭长命因未能完成以西门塔尔牛取代黄公牛的任务而被乡里撤职查办，而作为“神巫”的魏姑，则因铸钟招魂、“煽动”村民拒绝搬迁的“封建迷信”罪名被判入狱3年。现代化的要求显然是与以钟声招魂相矛盾的，作者在小说中设置有关铸钟遭遇的重重困境与冲突，实际上是在设置一种“现代性冲突”。恰如魏姑3年后出狱时已然“无神”：“现在，我妈曾看见的，我曾看见的，我都看不见。”从“有神”到“无神”，魏姑的状态变化不仅是现代性入侵与钟声断裂后，后果悲凉的缩影之所在，更意味着刘亮程对《长命》中原始生命力衰竭所持的是一种富有悲怆意味的退守姿态。作者长期浸润于自然之中而怀抱赤子之心，在他眼中，万物有灵且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在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力之下，当原始生命力被阉割，自然万物平等逐渐成为天方夜谭。作者以魏姑的“无神”作为小说的一个沉重句点，正是对这种代价最深切的哀悼和对乡村被遗忘世界的无声祭奠。其悲怆的退守中，人类不得不对社会发展与万物自然矛盾进行新的思考。

　　在《长命》中，钟声能牵引魂魄归家、魏姑会“讲迷信招魂”，这种人鬼纠缠、生死相依的生死观却在现代性话语中逐渐消失不见。现代人普遍迷茫，他们将自然时间切分为一个人生命的时时刻刻，甚至分分秒秒。《长命》中延绵不绝的钟声正是在为时间赋形，钟声所奏响的不单单是生死灵魂的溃散与自然生命力的瓦解，还有作者在这个精神贫瘠的时代，对于时间浩渺与生命意义流失的一曲无奈挽歌。钟声是使得人与人生死相通的生命镜像，是家族延续的历史见证，是原始生命活跃下的乡土中国消亡的慨叹，也是现代社会中个体正在走向孤独与独立的真实困境。

　　另外，小说作品的叙述节奏往往呈现出一种缓慢的情状，这种对乡土新疆的“慢节奏”勾勒在受到作者现实的乡村生活影响之外，其实往往也包含他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不论是那头为避免被阉割而突然冲出栅栏的黄牛，还是被拆除、被驱逐的古老庙宇与鬼魂，面对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洪流，刘亮程只能以一种退守姿态思考传统乡土文化、原始生命与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失去钟声导航的魂魄就像是现代人的精神漂泊。引导魂魄归乡的钟声被茫茫大漠吞没，郭长命试图重新铸钟的行为，也仿佛正是作者在叹息现代人的意义迷失，呼唤着与世无争、恬静淡然的乡野世界的回归。

　　纵观小说通篇，其实碗底泉村早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了原先的生命力，乡土文化的寻找者也只能求得乡村现有的“半个文化”，就像魏姑所招来的只能是半个魂魄一样。乡土、生态与超自然的想象是刘亮程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母题，但当他让钟声贯穿《长命》全篇时，他想表达的或许不仅仅是对生死观的思考，更是在面对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洪流中，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基调，为现代人的现世焦虑提供短暂的庇护所，试图在行将消逝的钟声中，找到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做一个“心中有钟的人”。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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