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

    以下为首期“青年课堂”忽培元老师与网友互动的部分内容：

    赵永富：艺术是一种体验、观察，更是一种热爱，在生活中，我们在体验和观察的同时，怎样才能找到写作的源泉？

    忽培元：大家通常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这种观点是符合文艺规律的，也是符合我们创作感受的，但是怎么样能够把生活中平凡、平庸的，甚至是零碎的生活提升为艺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个人认为，从生活到艺术，可以说是体现写作者综合能力的一个全过程。观察生活不是说你看到了表象，就是生活的本质，但生活的表象有时候也是其本质的一种体现。更多时候，生活的表象不是生活本质的体现。

    比如说我生活在陕北，我看到的陕北农民，一个放羊老汉，他一天可以不说一句话，除了喊羊之外，他没有任何对话。他坐在山上望着群山，好像一尊雕像一样，没有任何喜怒哀乐。你怎么写这个老人，你怎么读懂它，这就是一个作家能力的体现。

    一个坐在山上放羊的老人，可以写成一篇意识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就需要你对这个放羊老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知道他每天吃什么、穿什么以及更多的生活细节。你要是一个不了解陕北生活的人，就可能写不出来。他脚上的那双袜子，就是他身边的这些羊身上的羊绒，他拿手揪几根羊毛，然后自己搓成线，自己织出来的。陕北人会知道他们怎么样把一撮撮羊绒从羊身上抓下来，怎么样拿一个捻线的工具捻成棉线、织成袜子。这个织袜子的过程中间，也是一种表象，但是这里面就反映了陕北人的生存状况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怎么样和困难搏斗，怎么样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这个就是体验的过程。从这么一个小的例子可以看出来，从生活到艺术，就是用最精确的语言把这个老人的行为和他的内心世界描述出来。

    鲁智勇（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我是一名复转军人，一直以来军人在老百姓眼中都是哪里苦就到哪里，冲在前、干在前，特别想听听忽老师您讲讲您书中有关于军人的话题。

    忽培元：我在《乡村第一书记》中写了复转军人回乡创业的故事。书中的这个人叫刘秦岭，一个很有能耐的复转军人。刘秦岭转业以后在城里办了公司，在房地产业中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以后，他拿自己的资金回到乡下，办了一个绿叶公司。这个公司把村里的一条荒沟承包下来进行生态恢复，做成旅游景点，一条非常美好的生态沟。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不法商人和一些官员勾结起来，想把它搞成一个别墅群，一番斗争后正义战胜了邪恶。对全县的荒山荒沟治理和南水北调源头的生态保护，都起了示范带头作用。他用自己在部队上锻炼成长起来的政治素质和在经商中积累的经验，组织复转军人和贫困群众实现了大家的梦想。

    现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复转军人都非常重视，我相信复转军人在乡村振兴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这个书里面复员军人群体形象是非常高大的，也是令我非常热爱的一群人物。实际生活中也有好多这样的典型，值得我们宣传和采写，把他们的事迹变成艺术，留给这个时代、留给历史。

    王春艳（90后文学爱好者）：一些高校设立有创意写作专业，对于一个热爱文学但并未经过系统学习的青年来说，读非全日制研究生对文学创作是否有裨益？

    忽培元：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在作家队伍中，其中有一些是经过文学讲习所、经过鲁迅高级班培训的。我认为这种培训为什么要叫高级班，就是你在创作上走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路，对一些问题也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解后，需要再充电、或者在某些创作技巧上进行提升。上这些学习班，还是有比较大作用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技巧问题，是对生活的积累和理解，对从生活到艺术这个过程的把握。写作，是一种自我劳动，写作的经验很难用一种语言归纳表述出来。

    彭敏艳：按理说注重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点，写出不同地域环境相对于其他地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或许有助于避免文学创作同质化的弊端。但我发现很多名著本身就没有体现地域性，尤其是小范围的地域性。您如何看待写作的地域性？作品没有体现地域性是否可以认为缺乏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力？

    忽培元：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他自己对这个环境的理解，都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人在写作中，不要在意这个题材别人写过了我就不写了，或者是某一个地域已经出了一个代表性作品，我就不写这个领域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写自己心中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心、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生活感受，都不会有雷同。一个题材，可以出来很多种不一样的作品，同样都是很美的，谁也不影响谁。所以说，不要把写作和那种市场上的行情混为一谈，因为写作是非常高尚的，和商品是完全两回事。以农村题材为例，别的不说，建国以来，我们写农村题材各个时期都有很好的作品，光写土改的就有好多书，而且写得都不一样，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朱广旭（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委宣传部90后）：如何才能写好人物传记故事？

    忽培元：传记文学和小说是不一样的。传记文学主人公首先需要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小说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真实人物必须是他这个人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和他的真实个性特征，以及他和周围发生的联系等都必须真实。写传记文学难度比小说大，因为他是“戴着镣铐跳舞”，这种真实的要求不允许随意编造，所以这个人物你一定要吃透。我写过一些历史上的人士，比如说刘志丹、谢子长这些革命前辈，我首先要把这些革命历史了解透彻，然后又采访了大量当初他们的战友，以了解他们的个性特征。刘志丹是一个非常儒雅、文化修养高而且严谨的军人，纪律性强、党性更强，革命理想非常坚定，对人仁慈仁厚，有兄长风度。谢子长则是一个很幽默、生活随意，但却很善于和老百姓打交道的一个人。两个人放在一起写，就需要智慧，这就要抓住个性特征，但是又必须是真实的。

    （文字整理：孙青林 卢景洋 王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