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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记者编辑是受人尊重的职业，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行业威信之高、地位之高，都是今天年轻的同行们难以想象的。大家都听过相声名家苏文茂、朱相臣的相声《美名远扬》吧，讽刺归讽刺，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想在报刊上发表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也是不容易的。文章见报了，打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看着印成铅字的自己的名字，真是美在心里。稿费来了，还能请家人、朋友到饭馆撮一顿，改善一下。
我是“学通社记者”
我是1983年9月初至1986年6月底在北京二中上的高中。
入学后不久的一天，学校团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学生干部们参加。我当时担任高一（3）班团支部书记兼学校团委委员，自然也被请去参加座谈。座谈会是为中国青年报社一个调研团队开的，他们来学校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为首的是位四五十岁的女同志，她态度和蔼，善于启发，会后，她还给我留了联系方式。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近距离和大报社记者交谈，印象很深。这位女同志欢迎我去中国青年报社找她再谈，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侯慧男。
1983年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我的处女作《郡大？州大？》。当时电台正在热播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我就其中“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说法，写了这篇小文投给了报社，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接着，我又针对《1984年文物台历》将“司母戊鼎”和“杜岭方鼎”搞混写了一篇小文《台历上的失误》，在1984年1月10日又刊发了。一名高一学生在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发表两篇钻研历史的文字，这件事在老师和同学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从此我便一发不可收，稿件不断见诸报端，有的报道篇幅超过半个版面，有的报道上了头版头条，还被署名“通讯员王晓”。
1984年北京青年报社成立北京中学生通讯社，在全市中学生中招聘100名“学通社记者”。我那时已是《北京青年报》最活跃的一名学生通讯员，报社教育部主任张延平和贺帜生、姜莹、谢民等老师对我非常器重。那年11月，我课余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位于天坛东路的北京眼镜三厂的一栋简易小楼——北京青年报社搬到了这里。最终我连闯三关，成为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第一批记者中的一员。年底，我又通过竞选，被公推为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第一任副社长兼东城区分社社长。
《中国青年报》助我成长
1984年暑假，刚上完高一，时年16岁的我独立编写完成了一本29万字的“志地体”（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历史的新体例）历史书——《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
那时候，中学生编写词典出版，可是一件令人震诧的新鲜事。这件事引起了《中国青年报》的关注。我因此第一次走进中国青年报社的大院。接待我的是“中学版”的编辑李志强和王胜春两位老师。李志强老师很儒雅、很有风度，王胜春老师好像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他们像大哥哥一样很有兴趣地了解我的学校、我的学习、我的兴趣，对我进行着漫谈式的采访。天色将晚，王胜春老师提醒李志强老师，别忘了陪夫人一起去看电影。1985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署名“北京二中高二 王晓”的一篇小文章《我怎样写成了一本书》，还加了“编者按”，文尾栏标上有六个字“成功者的足迹”。
本来我不知道这篇小文章已刊发，是突然间激增的读者来信提醒的我，《中国青年报》的影响真大。有意思的是很多读者都称我为“王晓大姐姐”，呵呵，因为栏标图案是一个女学生在伏案学习。当时，我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书名还没有最终确定，这篇《我怎样写成了一本书》提到我的书还用的是暂定名，第二天也就是1985年1月25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学通社记者阎研写的《心中的长城——记王晓和他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用的是最终确定的书名。
我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练笔，而是为了出版。刚刚升入高二，我就鼓起勇气找张觉民校长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没过多久，一天放学后，张觉民校长亲自来到教室找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介绍我认识了水利电力出版社电编室编辑吴强——日后我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责任编辑。
吴强老师当时才二十多岁，既充满活力又老成持重，言语不多但句句认真。作为责任编辑，吴强老师为我这本书花费的心血最多。他带着我的书稿请教过北京教育学院的赵恒烈先生、北京师范学院的黄一欧先生、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振鹤先生、北京市第20中学的郑尚可先生，他还引荐我认识了北京市第165中学的时宗本先生——当时北京市唯一的历史特级教师。时宗本先生担任了我这本书的主审。多年后，一位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的老先生得知时宗本先生是《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主审时，对我说：“你当年真的很幸运，有时宗本先生帮你把关，那是宗师级的人物。”吴强老师对全部书稿进行了细致的编辑加工，一趟一趟地往我学校和家里跑，给我送书稿、送校样。
水利电力出版社是水利电力部直属单位，成立于1958年，有自己的大院，大院里有气派的办公楼，还有专供外地来的作译者住的招待所。1985年暑假我几乎每天都来这里“上班”，坐在吴强老师的座位上，看稿，改稿，只是和其他编辑老师不同的是，我面前摆放的是自己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
那时出版业正处于“铅与火”时代，技术手段和今天没法相比，从交出书稿到印成铅字的整整两年里，各个环节不知有多少位编辑老师为我这本书付出过心血！进入到发排付印阶段，我的书稿已是面貌一新，整整齐齐誊抄在出版社专用稿纸上，那娟秀的蓝黑色钢笔字出自出版社校对科几位美女姐姐之手。我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也是高手，宝石蓝塑料护封烫印着古代车马图形，典雅别致，扉页上书法家王镛题写的书名做成拓片效果，就是现在看起来都不过时。
我以记者编辑老师为榜样
编写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让我成为海内外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来自海内外数以千计的慕名来信如雪片般飞来，无数的鲜花和掌声，让我在青春年少的黄金时代第一次感受到成功和幸运。我也因此成为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学生旗帜性人物。作为“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典型，我受到各级表彰。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同志为我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写了前言。高中快毕业时，我还相继接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推荐通知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史系的保送通知。——这是中学时代我曾有过的辉煌的一章。
可是，对我的记者编辑老师，我一直都怀有深深的歉意。他们从如此风光的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得到——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上不了他们的名字，就连《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后记中，对他们也没有提及。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中学生现在已经50岁了。我真的沿着这条路稳稳地走下来了。1990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在建设部直属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后在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中国文物报社从事新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前行，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选题，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文章，编成了一本又一本图书，组织了一个又一个活动，荣获了一个又一个奖项，一路沿着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总编室主任兼记者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兼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的顺序逐级成长起来的，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当年那本《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也有了新的发展。我后来又在其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中国历史小词典》（36万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新编志地体·中国历史小辞典》（25万字，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国历史小词典》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完成的，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袁宝华同志为这本书亲笔题辞：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那一张张年轻温和的面庞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从事新闻出版工作28年来，我在工作中处处以我的记者编辑老师为榜样，心甘情愿安居幕后，尽心尽力默默奉献。
我和我的记者编辑老师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一直在心里感恩他们，想念他们。我祝福他们幸福安康。
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辑 王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