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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发高烧就胡言乱语，往往把母亲吓得不知所措。贫困落后的农村，除了到村头的先生（医生）董瘸子那里抓点草药熬些黑黄的汤水给我灌下之外，母亲能做的，就只剩下给我悠坠了。那些黑黄汤水的苦涩我早已忘记，但母亲的悠坠，我却记忆犹新。
悠坠多是在人畜睡定后进行。在厨房的灶台上，摆上一碗水。母亲从灶膛的草木灰里扒拉出一块烧过的土块，咬断一拃长纳鞋底的棉线，一头系了这土块，一头系在筷子上。母亲手执筷子，土块悬于碗上，问灶王爷：是哪位列祖列宗在那边过的不舒坦，托孩子传话来？母亲每次都要从去世时间最近的爷爷奶奶问起，一直往前追溯。
每问起一个人，母亲就等待一会儿，看悬于水碗上的土块是不是有动静，要是有晃动，就算是找到了事主。母亲会接着问，是房子漏雨了？天寒受冻了？缺衣少食了？问题多是衣食住行人情冷暖。每问一个问题之后，母亲和之前一样，等待那悬着的土块给出答案来。
灶台上一灯如豆，把母亲的身影放大在烟熏火燎的斑驳墙壁上，母亲稍有动作或风吹动灯火，母亲放大的身影就在墙壁上跳跃出奇形怪状的样子。唯有母亲的神情一丝不变，母亲身体高大，灯火笼罩中更是平添了一种神秘气息，这种神秘，随着母亲喃喃的自语愈发浓重。
母亲的答案，总是哪一位先人缺了吃的或天寒没了穿的，再不就是屋漏，也就是坟茔被牲畜或雨水所坏。知道了缘由，母亲轻轻地吁口长气，轻阖了双眼，换作双手执筷，口中喃喃祈求这位先人放过孩子，让孩子快快好起来，并一再郑重许下承诺，明天就给他烧纸钱修坟茔。母亲的神情更加虔诚庄重，口中念念有词，声音不大，却似乎真的在和神灵对话。
母亲做完这些，会再去看看生病的孩子，脸上原来凝重的表情没有了，她甚至会微笑着对孩子说，明天就会好起来。“睡吧，好好睡一觉，就好了。”母亲轻松的话语让我们也相信，明天一早，生病的那个兄弟姊妹就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嚷着饿，要吃饭。
母亲也为邻居中生病的孩子悠坠。小时候总感觉自己的母亲要比别人的母亲更能干，虽然我们兄妹不会拿母亲的悠坠在别的孩子面前炫耀，但在一个孩子心里，已经是一种隐秘的骄傲。
随着我们读书长大，我们渐渐明白了悠坠对于治病毫无作用的真相。这时候离家不很远的街上已经有了几家诊所，人民卫生院也像模像样地建好了。我们兄妹几个哪个再有头疼脑热的，说什么也不愿意让母亲悠坠了。
春节时，我们兄妹从各自的地方回家过年，听说母亲又在给邻居生了病的孩子悠坠，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怎么还有人相信这些？母亲怎么这样不听劝？我们很像那么回事地告诉母亲，这是没有一点科学依据的，不但不能治病，还可能会耽误了治疗。我看母亲一直不说话，就有些急了。
“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些封建迷信活动！”母亲听了我这话，当时就慌了，像个终于明白了自己错误的孩子似的，忙说道“我以后不做了行吗……”那晚母亲电视都没有看，一个人坐在那里，眼神长时间定格在白晃晃的电灯下。
记得女儿第一次感冒，刚过满月没几天。医生开了几片很小的药，嘱咐每天一次，注意观察。看着那么一点儿药，我和爱人都觉得不足以安慰我们焦急惶恐的心，更别说赶走女儿体内的病毒了。爱人把抽屉里的感冒颗粒往自己嘴里塞，她听别人说这样可以让药效通过母乳喂给女儿。我对此虽然表示怀疑，可我没有一丝阻拦的意思，我想，我要是当妈的，我也会这样做。女儿还不会说话，我们不知道她哪儿疼哪儿不舒服，甚至他的冷热饥渴我们都无从得知。
我在心里想，如果能让女儿的感冒马上好起来，让我感冒一百次我都乐意。我和爱人无助地只能不停地探试女儿的额头，其实，我们什么也没观察出来，除了哭声，我们任何信息都接受不到。
不知道哪一刻开始，我不停地在心里一遍遍地祈求上苍：“快些帮帮我们吧，让我的孩子赶快好起来吧。”我脑海里甚至出现了过年要多烧些纸钱敬天地神灵的决定。
我体会到母亲当初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在那样的贫寒年月里，没有医生，更别提药了。面对被病痛折磨得哭作一团的孩子，那时的母亲该是多么焦急而又无助啊。悠坠对于那时的母亲，犹如落水人面前的一根稻草——就算明明知道于事无补，也要出于本能地一把抓住。
一根稻草，也是希望——再小的希望，也能给人增添些微的信心和力量。悠坠，抚慰过母亲多少次焦急而又无奈的担忧，传递给母亲多少回陪伴孩子支撑下去的信心，点燃起母亲和孩子多少次对健康和平安的希冀。
我的母亲，就是用悠坠保护了她四个孩子健康长大成人，到头来却被她的孩子们全盘否定。那晚，白晃晃的电灯下端坐无语的母亲，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现在想来，母亲的悠坠治病虽然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也绝不会对疾病起到任何的治疗作用，但我从内心里认可了它——即便我明明知道，那的确是一种封建迷信。因为我明白了，在那贫寒的年月里，母亲的悠坠，给自己和家人，给左邻右舍的乡邻和孩子，带去多少的温暖和希望啊！
水清心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