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中的文明尺度

    小说《流浪地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世界观，从地球停转的“刹车时代”到逃逸到比邻星的卫星轨道上的“新太阳时代”，共需耗时2500年。在逃逸时代，太阳内部氢转化为氦的速度变异，可能产生使太阳爆炸的氦闪，瞬间气化地球。高悬的灭顶之灾让人们做出逃离太阳系的必然选择，但问题在于如何逃？

    刘慈欣设想中的行为模式基本上取决于环境的制约和推导。

    比如个体的生老病死，完全不可能自主决定——事实上，现时代的人们也没有实现自由，只不过参数的变化具有隐蔽性，人们对此不太敏感或者早已“脱敏”，不像科幻小说，一开始就将人打入难以承受的绝境。

    从出生权开始，“人”就被严格地制约着：只有三分之一的夫妻拥有生育权，大部分人类基因在地球上没有延续下去的条件。为了尽早实现科技的对接和延续，一些孩子接受了记忆遗传等生物技术，毕竟，从基本的数数和字母起步的教育时长几乎达到20年，而流亡的人类等不起了。

    许多科幻小说都有过如此设想：科学发展到极致过后的战争或自然灾变，会再次掷人类于原始状态，沦为弱肉强食的野蛮部族。在《流浪地球》中，年富力壮者在生存等级上更为优先，正是历史循环和文明摆荡的写照。

    放弃“飞船派”不仅仅是刘慈欣在美学偏好上的考虑，还因为飞船逃离过程中必然涉及的撕裂性和参差感，本来就不在他的问题视阈之中。科学的运用在灾变之中要重回有益的整体，而不是为朝令夕改的具体观念服务。他写的不是“后人类”，也不是十七八世纪后确立的伟岸的“万物灵长”。人类所熟悉的功利性或上天入地的主体超越性，在巨大的宇宙面前失灵了。

    文明，从诞生之日就是一个令人珍爱的词语。远古时代，人类走出了非洲，又在大航海时代发现美洲，全球各地的古老火种延续、交叉、繁衍，形成更新迭代的文明范式，比如魏源所说的“海国”转型其实正是为了应对朝政危机而提供的文明动力学出路。从根源上看，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各有其存在的理由。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乐观的历史终结论又被文明冲突的事实所刷新。可见，没有一成不变的文明形态。带着地球这只沉重蜗牛壳逃命的人们，以千分之五的光速缓慢地向着人马星座进发，这意味着，前赴后继的99代人，为了第100代人的生存，必须要主动退去旧有文明的尸壳，才可能获得新的生存空间。

    如果说中西方历史的叙述方式和价值判断分别脱胎于司马迁《史记》和希罗多德《历史》，那么文学的准则和叙述则一直在等待被打破，科幻小说更是具有“破坏力”的一种文学想象。

    《流浪地球》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主义，以残酷的科学角度审视人文，用利落的方式去总结文明的观念——“这也是地球上最短的一个白天，只有不到一个小时。这转瞬即逝的一天，仿佛是对地球在太阳系四十五亿年进化史的一个短暂的总结。”

    小说作者刘慈欣为人类设置了绝对困境，又站在人类之外，着眼于远方，力求从困境到目的之间能够走出一条代价较少的直线。

    正是因为这样，他笔下常不乏杀伐果敢、勇于判断的英雄，《流浪地球》里最后在众人的怒火下赴死的5000勇士，站立着真理一般的雕塑姿态。这种叙述背后的思考平静有力，这大概就是科幻书写中更丰富的文明尺度，也是比人性更宏大的东西。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陈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