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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2年12月底起，至1933年6月28日，高语罕在上海《申报》主持“读者顾问”栏目，接受读者各种问题咨询予以答复。
“本栏通信的读者之社会阶层极其复杂，其中有教职员，尤其是小学教师，工人，乡村中的知识分子，大中学校的学生及其毕业生，军人，宗教的信徒，青年店员，与其所谓世家子弟，名门闺秀，因此，遂把一幅千头万绪纷纭错综的社会关系的交织图呈现在我的眼底。”高语罕说明自己立言的态度，“愚性倔强而钝拙，向不肯做模棱语，当对读者作答之际，为种种客观条件所限，自不能尽我所欲言，然绝不曾言我所不愿言。”（王灵均：《读者顾问集》，上海申报社1935年版，序言）
1933年6月，潘朗（公昭）以“浙江何君”的名义，致函上海《申报》“读者顾问”栏，揭露反动军队，倾诉自己衷肠，询问如何继续奋斗。当时，潘朗在军队服役，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力主奔赴前线，被军方勒令辞职。数日后，高语罕在《申报》全文刊登此信，并指出“真正为民众奋斗，就会得到人民和社会的支持”。
高语罕在信中说：
读罢足下来信，热泪几乎夺眶而出！我得先要声明：记者向来是反对流泪的，尤其是反对对强人流泪，因为对付强人，是要用血来答复的；对于困难问题，也是反对流泪，因为困难也只有刚毅不屈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来克服它；哭是不能克服它；对它屈服也是无益的。所以我平生未尝为上述两事流过一滴泪。为“何君”流泪，因为像“何君”这样的青年，正是为群众奋斗的先驱者，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才可发挥真正的奋斗的精神。“靠山”是有的，惟有真正为民众奋斗的人，才有真靠山，他的靠山就是民众。“背景”也是有的，唯有真正为民众而奋斗的人才有真背景，他的背景就是社会——大多数人所生活的被压迫的社会。“种瓜而瓜不必自我收，我只做一个种瓜者；种豆而豆不必自我摘，我只做一个种豆者。我们但尽其力以推动这个历史的车轮，一滴一点，统都会表现在历史上的！前进！勿绥！我们后面有千千万万的群众跟着咧！（王灵均：《读者顾问集》，上海申报社1935年版）
此后，各地读者七八十人写信给潘朗，表示同情和鼓励。不久，在高语罕的努力下，潘朗被《申报》馆录用，初任校对，后被聘为编辑，并参与该报社论起草工作。
高语罕在信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时的农村及城市自杀、失业、读书等问题，引导读者把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试图将青年塑造成“为着拯救社会的一个有用的青年”，为中国未来撒播革命的火种。
高语罕指出，要解决个人问题，必须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你的生活只是现在中国社会衰败的生活中之一点一滴的反映，解决了你个人问题，却解决不了生产你这种生活的社会问题。”高语罕指出自己的职责在于，“指出读者对于个人生活问题的疑难所在；供给社会问题之理论上的意见；从最大多数民众的立场，把读者个人生活问题的解决与整个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不要只看见树而看不见森林。”
高语罕指出，至于大多数青年失学，这是现有制度的一般现象，单就一身一家来着想，绝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大家若果不能努力从事于整个的社会问题之解决，个人的出路是没有的。要把己身的利害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害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前途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前途联系起来，并且把现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害与前途和前有千年后有百世的最大多数甚至全人类的利害与幸乐联系起来，自然可以鼓起勇气，继续不断地增加奋斗的精神。世人因奋斗失败而灰心短气者，大都因为他只以己身之利害或一时之利害为利害，而没看到现在与将来社会大多数以及全人类的利害。
高语罕强调，要想解决农村破产和失业问题，解决个人问题，必须从解决整个问题入手。一是迅速地站在最大多数的农民利益方面，以真正的民主主义的观点，解决乡村的土地问题。二是应有一种组织，聚集起来研究这种问题。三是进而研究乡村中水旱灾荒各种原因及农业如何改进等。要救济乡村中的恐慌，必须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农民先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组织自然会感觉着社会制度与农民有密切的关系，那时自然会看见前面的出路。
高语罕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他提出，“改进乡村教育的先决问题，是改造乡村的经济关系”。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根本上着手，譬如上海的“花会”，以及马路上的娼妓问题一样，绝不是政府的雷厉风行的禁令所能为功，更不是道德家的“砥砺廉耻”“ 崇尚道德”所能奏效。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经济问题。
高语罕呼吁，必须开展革命斗争。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不是柏拉图的什么共和国。现在的社会只有两个前途：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个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找不出第三条道路。革命的环境既然已经具备，他们即使不来领导革命，自然会有别人来领导革命。非把现在的制度根本改造不可。你真要过社会中的战士生活，则你无时无地不可以不作战，无时无地不是战场，你就鼓起勇气来罢。不一定要寻着职业方开始，我们的生活就是斗争，离开争斗，生活便没有意义。现在中国人的毛病，不是没有计划，也不是没有什么预备，而是根本没有“做起”。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道德家、法律家或心理学家所能解决的，只有革命家的真实行动才可解决。要相信自己，极伟大、极坚决的革命力量便是从极渺小、极微弱的个人力量集合起来的，没有个人的积极的革命力量，哪里来群众的革命力量。
高语罕解答亮君来函“职工生活与学业自修问题”，国民党当局注明“鼓吹阶级斗争”。“在现社会的组织之中，阶级的分限极严，上层人员对于下层职工之虐待，真是极普遍的现象。你若果对于这人海茫茫的都市社会的各个机关的待遇，还有选择彼善于此的希望，那就是幻想。因为天下老鸦一般黑，这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整个的经济问题，整个的社会问题。最好：一方面暂时忍耐做去；一方面大家职工联络起来，藉谋改善的方策。若是眼光仅注在一身一家，那就永远不会翻身。”“你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初中毕业生，如何能担负五口之家的生活？煞是可怜！这在将来×××××国家或××××××社会，自然不成问题；因为在这种社会中，所有工农贫民的幼童的教育，都应归社会担负，老弱孤独废疾者皆由社会为之扶养。然而在中国，甚至在欧美的极高度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办不到这一层，不但办不到这一层，反而一方面日日在造富，一方面却日日在造穷，这是现在××制度的生产社会之一种必然的现象。由此看来，整个问题不解决，你的家庭问题，也就很难有解决的希望。”
高语罕指出，若真能利用环境随时随地皆可以求学，不必一定要进中学大学。在实践生活中读书，比之在学校中读书，其亲切有味，获益之多，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在大陆商场设有流通图书馆一所，使一般青年店员及职工都有满足他们智识要求的机会。大家都可以借书看。若果善于利用这个机会，一面学徒，一面读书，那真比进中学校好。在生活的奋斗中读书，这种读书才是活读书，不是死读书。你要学哲学，可以先读一读《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历史的唯物论》《辩证法经典》。读了以上三书，你自然会找到你所欲研究的各种科学的门径。流通图书馆每天看书的有三百多人。又为读者特设“读者顾问”，正是给无钱的青年造成一个有书可读的机会。
高语罕强调，对于抗日救国这一艰巨斗争，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站在最大多数民众立场去思想一切，分析一切，研究一切。只有全国民众自动地、一致地团结起来做抗日的主力，担负起抗日的使命，抗日才有积极的、真实的意义与希望；若是仅仅在后边微弱无力地摇旗呐喊，光靠着几个兵去和日本较量，不但他们不会坚决地抗战到底，即使他们万一抗战到底，也不过是在历史上留下悲壮的一页罢了。我们固然不应当忘却“帝国主义间之冲突”即国际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然而同时我们也不可忘却国际间两大营垒之尖锐的冲突。尤其是在希特勒统治了德国之后。至于所谓“不侵犯条约”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是苏联的外交上的利益，然而绝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障；在帝国主义者真正要进攻时，那不过是一张废纸。
高语罕后来把在读者顾问栏目的133篇通信结集出版，是为《读者顾问集》。
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 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