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所有的制衣厂都缺少一线工人，那三班倒的日子，那机车针一上一下的来回，连着每一块布，也连着每一位制衣工作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南沙的一家制衣厂应聘人事工作，那个时候的南沙是南方的沙漠，买好一点的日用品都要坐一个小时的车程去番禺。

    负责人力资源的我，招聘与配置成了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一线工人的流动带给我们最大的麻烦不是参保停保的手续、不是进厂要求的培训、不是重新调整生产线的损失，而是如何告诉每一位员工，把这份艰苦坚持下去是真的可以看到光明。

    “广州哪里的制衣厂多？”文芳的一句问话，把我的思绪从窗边拉了回来，我刚要说话，身旁的小晴似乎深有感触地脱口而出，“自然是新塘啦，那里是牛仔裤的天堂。”

    新塘？新塘。还记得十三年前的新塘吗？一下子，他们的对话把我拉到了十三年前，有一次，我们的经理要去新塘招工，经理叫上了我和小波。新塘，是广州的边缘地带，那里聚集了众多来自他乡的打工者，那里是牛仔服的天地。我们的招聘点设在闹市中心，虽然人来人往却无人问津。

    午饭过后，我们打算再坐一会儿就准备打道回府。这时，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身穿单薄短袖上衣，虽是白色却像是没洗干净一样地泛黄，下身穿的是牛仔裤，裤角是没裁边的留须款，头发长得快齐肩了，那个样子真心不是一个正经找工作的模样，我甚至潜意识地回避了他。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同行的经理和小波开始和他瞎聊。当然是从问一些技能方面的问题开始啦。他们一来一回地说着。

    当他们谈及福利问题的时候，职业的本能让我立马竖起了耳朵。小伙子说：“我在一家生产牛仔服的工厂工作，没有休息，有货就一直做，没有货就睡觉。没有工资，只是给我们饭吃，吃的永远是粥和咸菜，给我们洗衣服用的肥皂。所以，我不想干了，我要换工作，在新的工作岗位，我会好好努力做事。”

    我的心揪在了一起，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从他的穿着来看，我不应该怀着嫌弃看这小伙子，而是应该想想我身上穿的毛衣有多厚。突然间有好多问题想问，但那个场合不是我问话的时候。为什么十六七岁就出来打工？为什么进了这么一间厂？为什么没有工资的工作也愿意接受？有好多好多为什么，但我都不能说。

    谈了一会儿，我们的经理决定招聘他。说：“我们工厂会给你工资，提供住宿，吃饭在饭堂，饭票会提前给你，但发工资的时候会扣除，我们还为你买社保，上班前你要体检，要去当地的银行开一张银行卡，这费用是你自己支付的。”

    小伙子一下子羞愧地低下头，那份窘迫绝对不是一个男儿应该有的神情，欲言又止地说：“我没有钱去体检和办银行卡。”声音低得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

    “那不行，这样我们不能要你，我们工厂一定要体检的。”经理果断地拒绝了。

    在旁边的我，好难受好难受，想起我们的十六七，那是怎样一个花样年华，那个时候的我们还要向父母伸手拿钱，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饿肚子什么叫肥皂。我鼓起勇气，告诉经理那体检和办卡加起来的300元费用我会给。那个时候，我的工资2080元，但我知道如果上帝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一定要给小伙子一线希望。

    或许经理也动了恻隐之心，或许经理不想否决我，或许有他的想法。总之，最后经理是答应了。当经理让那小伙子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拿来时，那小伙子在街边的拐角拿了一个席子，里面卷着两件衣服，仅此而已，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带回工厂，我带他去医院体检，带他在外面吃了顿好吃的，给他买了件衣服，告诉他好好工作，日子会改变的。

    小伙子在饭桌上抬了抬头，又低下，然后胆怯地问：“你那么善良，我可以叫你一声姐姐吗？”也就在这一瞬间，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了，我也有弟弟，和他一般大小，但这个时候我的弟弟在哪里？在学校，在父母身边，在同学们中间谈笑风生。我除了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为了能让他收入多一点，我为他申请了订单多的总厂，那边的伙食和住宿都比我所在的分厂好一点。之后，我没怎么过问他的事，毕竟我们不在同一个厂区。

    第一个月发工资时，我接到了他的电话。“姐，我拿到工资了，我有三百多元。我有钱了，我要把钱还给你。”

    “钱，你留着用吧。天冷了，给自己买床厚一点的被子，姐有钱用。”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坚持托人把50元还给了我。总厂和分厂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为了多赚一点钱，他几乎没有休息，天天申请加班。

    我也不忍心给他任何的心理压力，想着他现在的生活比之前好，就放心了。不过问是为了不让他的自尊受到伤害。

    大约过了半年后，他所在厂区的人事部同事打电话让我过去拿东西。那一瞬间我怒火燃烧，心想真是扶不起的阿斗，才半年时间就放弃了。

    见到同事后，小伙子留给我的是一封信，里面有一张相片，还有500元钱。

    “姐，我辞职回家了，我们家盖房子，我要回去帮忙。那500元是给你的，你身体不好，要注意身体。我还会回来看你的……”

    我问同事，他离职时的工资是多少。同事告诉我，只有六百多。

    我忘了他的家在哪，但我知道那一百多元肯定不够他回家的路费。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我甚至把他忘了。直到今天，同事们提起“新塘”，我才想起，曾经有这么一个他在我的世界里闪过，而我，也在他的生命中路过。

    很想知道，如今的他，在哪，过得好不好。

张育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