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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全，现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理论专著《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非虚构文学论》，报告文学《梦工场追梦人》《国家书房》《梦想照亮生活》《少年英雄》《春风化雨》《震后灾区纪行》《你也可以这么好》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抗震救灾特别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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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去发现、去积累、去挖掘，一批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的优秀文学作品，正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报告文学作家李朝全的《最好的时代》是其中的一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作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如何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怎样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中国青年作家报》从本期起，陆续推出对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的作家和作品的专访、专题报道。此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
记者：写作《最好的时代》这样的作品，在一线采访是怎样一种经历？
李朝全：对于报告文学创作而言，“七分采访三分写作”——要把功夫下在采访上，采访功课要做足，这是大家的基本共识。尤其是描写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更是离不开亲临一线的、面对面的现场采访，要“耳闻目睹”，不要“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
《最好的时代》是关于浙江省长兴县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纪实。这是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力图全面、客观、真实地记录40年来长兴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历史性变革。
因此，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竭尽全力地采访了40年来长兴县历任县委书记，几乎走遍了长兴的各个乡镇，尽可能地采访各个有代表性的工业、农业、生态环保、民生、文化等方面的工程、项目或事情，以及各行各业有典型性意义的人物及其事迹，力争比较全面地挖掘和了解长兴县40年来所走过的坎坷历程，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告诉读者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或不完全了解的长兴和长兴改革开放历史。
采访过程也是一次精神洗礼的过程。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改变我个人命运的关键国策。是改革开放让我这样一个原先吃不饱、穿不暖，上大学之前从未穿过袜子，甚至连寒冬酷暑都要打赤脚的、贫困的农家子弟，幸运地考上北京大学，尔后经过十几年的学习深造成为一名文学专业人才。因此，我对这个时代充满了感恩与感激，也一直期望着能有机会为改革开放写点什么。作为一名专业的报告文学作者，在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家大庆之际，我也不能无动于衷置身其外，理应积极参与。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有很重的畏难情绪，因为这是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其创作难度相当大，我同时担心自己瘦弱的身体吃不消。2014年，我采写了全国道德模范、盲人穆孟杰和他创办的特教学校，完成了《梦想照亮生活》一书——此书后来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人口文化奖，体重从104斤减到了99斤；2016年，我采访了农家书屋工程，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国家书房》，体重又从99斤减到了94斤。因此，我的家人不无隐忧，怕我接下这项创作任务后体重再减5斤，身体承受不起。
这时，浙江省作协的主要领导臧军书记、曹启文副书记一再地给我鼓劲打气，帮我出谋划策，梳理创作思路，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长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高度重视，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这些无私的支持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了长达数月的采访。
记者：长兴县改革开放成就有目共睹，有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您是怎样写出他们的故事的？
李朝全：通过实地踏寻和深入一线的采访，我做了几厚本的采访笔记。同时，我又查阅了有关长兴历史和改革开放40年的各类文学作品、新闻报道等共计三四百万字。由此，我便掌握了比较丰富的创作素材。
随后，我对这些素材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纳、梳理，按照不同领域、行业等进行划分。在确定全书主题之后，认真酝酿和修订全书的谋篇布局，以“五位一体”作为全书的基本框架，将作品内容划分为行政（政治）、工业、农业、生态环保、民生和社会建设、文化和精神文明等几大部分。再根据全书的篇章结构，将不同人物的故事分别安放在不同的章节。
写入本书的人物本身都有一段或传奇或感人的人生经历和故事。
譬如，第一个将青梅嫁接成红梅，开创了红梅产业，为成千上万户农民带来致富福音的东方梅园董事长吴晓红；拄着一根有刻度的竹竿、走遍图影湿地的角角落落，毅然作出投资200多亿元建设龙之梦乐园，单是酒店客房就有2.7万间的企业家童锦泉；点“树”成金、创办了奇树博物园的民营企业家童鸣初；十几年坚持义务监督反映长兴生态环境、城市垃圾、水污染等民生问题、令人尊敬的已故老人“楼老伯”楼伯余；让志愿服务成为一道城市风景，“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的践行者楼祖安；参与创办长兴县少年作家学校，培养了成千上万名优秀少年文学创作者的作家田家村……平凡人的故事给了我最多的感动，也让我有了创作的底气和丰富的创作素材。我渴望着能用自己的笔传神地写出他们的故事，用他们感人的故事去打动更多的读者，更好地记录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讴歌这个属于我们的美好时代。
我基本上依据自己采访到的素材，运用一种比较朴实的、客观的讲述与描述来描写和书写他们的故事，相信这些故事也一定会让读者感到有趣或受到感动。
记者：在对人物的刻画上，这部作品有哪些特点呢？
李朝全：在创作时，我通常多引用他们的自述，这样或许会让读者感觉更亲切、更可信。同时，我也注重讲述他们的曲折成长经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节点或遭遇的重大挫折，让读者感受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成功决不是轻易获得的，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奋斗得来的。
记者：《最好的时代》是对改革开放时代的记录和书写，也是对新时代的讴歌。在这方面您是如何把握的？
李朝全：在创作过程中，我首先注意不要把这样一部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品，写成纯粹的表扬稿、宣传稿或流水账，不要把它写成一部缺乏可读性、枯燥乏味、面目僵化的读物。
为此，我从作品开篇就写到了长兴县历史上的一个个“污点”和过去遭遇的一个个挫折、跌过的跟头、吃过的苦头：“天下第一县衙”的网络热炒事件，1980年代因为贫穷导致的两度沉船事故、校舍倒塌，以至于1980年代后期因为无序发展带来的几次严重水污染导致“水乡没水喝”。21世纪初，矿山大量开采造成的“天上炮声隆隆、地上硝烟弥漫”，粉体企业、喷水织机、蓄电池遍地开花，造成的“牛奶河”、铅中毒等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事件。
我在一一揭开长兴改革开放历史上的这些“问题”或“伤疤”，其实也是设置下了一个个的悬念，为后文中浓墨重彩地描述长兴县党政领导是如何带领人民破解这一个个难题做了铺垫。
记者：《最好的时代》作为“县域样本”，有哪些“县域”特色呢？
李朝全：2003年，长兴在全国首创了“河长制”，加强了对河道水资源的监管。农业方面，长兴县走特色农业、高新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之路，从原先的以菜籽油、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转向了注重单位面积产值和效益的多种经营。工业方面，长兴县重视环境优化发展，引进了投资300多亿元的吉利电动汽车项目，以及投资200多亿元的龙之梦乐园。自此长兴蓄电池工业一枝独秀，产生了天能和超威两大全国领先的巨头，叉车工业、纺织业等也做得风生水起。而环境污染却能尽量降低到最小，甚至实现零污染，令人感佩。
文化建设方面，注重结合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一村一品”的文化礼堂建设得高大上美。长兴县少年作家学校20年来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文学人材。长兴在全国率先推行德育导师制和教育券；长兴中学等创造了湖州市的教育传奇。长兴志愿服务从盆景到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出现了十几年来执著义务监督环保工作的典型、80多岁的“楼老伯”等。
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份县域样本，长兴在浙江省最早开始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但由于国防需要的特殊原因迟迟未能对外开放，导致长兴县一度发展速度迟缓。
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长兴县开展了解放思想大讨论，打开了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观念的总开关。由此，长兴走上了“有水快流有钱快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草创期迅猛而野蛮的发展，经历了环境严重污染的“阵痛”和创伤。尔后，在中央科学决策和浙江省“八八战略”的正确指引下，走上了一条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新发展道路。长兴的发展历程因此具有典型性和标本性。它的改革开放之路，正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记者：《最好的时代》写的都是群众的“身边事”“新鲜事”。但有青年写作者对如何写好“身边事”“新鲜事”很为难，不知从何处下手。您可否结合这部作品的创作，谈谈如何写好普通事？
李朝全：关键在于要抓住“独特”二字。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就是要“写独特”，要写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来。
譬如，吴晓红是个很平凡的人，非常朴实，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言行。但是他做了两件独特的事情：一是将青梅嫁接成了红梅，一是建起了古木博物馆。他自己说，他命理属木，一生都与木结缘，因此无论是当木匠、做盆景、嫁接红梅还是建古木博物馆，他都做得很成功。我在刻画他的时候，尽量多引用他本人的话语，这些也有助于表现他的个性。
记者：《最好的时代》较之您之前的报告文学《国家书房》《梦想照亮生活》《少年英雄》等作品，有哪些新的亮点？
李朝全：这是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政策的把握、政治意识和立意高度都有特别的要求。
其次，我尝试着写到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或困难，而后再一一揭示长兴县和有关人物是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力图使行文更加曲折，产生一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效果。
这也是一部献礼作品，为改革开放4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是留给历史的一份史志记录和文学报告。
记者：《最好的时代》是纪实类的作品吗？
李朝全：是。这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文学或称报告文学，严格遵循了真实性的原则要求。
记者：作为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您认为像《最好的时代》这样的作品，是否允许“虚构”？
李朝全：不允许虚构。有人认为非虚构创作可以适度虚构，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和误解，也导致了创作上的诸多误区，对于写作者和文学创作而言是有害的。
报告文学属于非虚构创作，其自足性的前提就是真实无欺、客观准确。因为真实，所以更有力量，更有可信度，也更能打动读者。
当然，任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想象。《最好的时代》亦不例外。但是，非虚构创作中的想象是基于真实的人和事的基础之上，是在历史真实和判断真实相结合的前提之下所展开的合理的、适度的、可被验证或不可被证伪的艺术加工，它必须符合艺术真实的原则。换言之，非虚构创作中的艺术加工和想象的内容必须是必然性或可然性、或然性的内容，是得到当事人、被访者认可的，而且不能被证明是虚构杜撰编造的内容，是符合真实性原则的合理想象，而不是凭空想象——虚构。
本报记者 只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