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科威特项目上给夫人和女儿写的信件都编了序号,4年多时间,一共写了1001封家书。在第464封家书中记叙了我在项目上的同事索马里朋友阿里先生,讲述了阿里先生的中国情缘。
初识中国
1973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哈吉·阿里先生24岁,一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使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年,中国与索马里两国政府文化交流的内容之一,是选派一批索马里青年到中国学习进修。当时,从事地下水勘探工作的阿里被选中。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十分激动。但他的一些朋友却劝他不要去中国。理由是中国与索马里远隔万里,是东方的一个神秘国度。其教育质量如何,尚不得而知。阿里在其人生的十字路口,凭他浅显的地理知识和朴素的感情,认为中国与非洲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且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作为一个文化使者,去这样一个国度学习,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也许将来会为促进两国间的关系起作用呢。最终他踏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程。
在北京,阿里艰难地度过了“三关”。
首先是语言关。他除了母语,学过阿拉伯语和英语。但面对由象形文字演变来的方块字,阿里学起来感到十分吃力。为了学好汉语,他秉持非洲青年特有的毅力和执著,花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力气,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攻克了汉语关。最终在现代汉语考核中,取得了笔试良好、口试优秀的好成绩。
其次是“严寒关”。索马里地处非洲,常年炎热。北京冬天的气温并不像他的家乡那么“友善”。室内要有火炉烘烤,室外必须穿上臃肿的棉衣或羽绒服。他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服,并加强锻炼,很快便适应了北京的气候。
第三是“孤独关”。一个人只身在外,远离家乡和亲人,又要承担繁重的学习任务,孤独感使他经常萌发思乡之情。但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非洲学生受到的是亲善和友爱,而不像在有些西方国家那样受到歧视,这使阿里感到欣慰和宽心。半年的学习,他与中国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中国深造
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进修了6个月的汉语学习后,阿里来到了辽宁沈阳,在原东北工学院采矿系开始接受高等教育。
这一次他和中国的大学生坐在了同一间教室里,听老师用汉语讲课。由于他的汉语水平还未达到用正常语速进行交流的程度,所以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又是热情的中国师生为他提供了许多帮助。学院领导请主讲老师在课后到他的宿舍,给他开小灶,还专门安排一位中国学生和他住同一宿舍,以便随时给他提供更多的帮助。
在东北工学院三年半的学习中,阿里不但学习了汉语、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还学习了工程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专业课程。他先后到鞍山钢铁厂和红头山矿等8个单位实习。他用汉语完成的毕业论文《地下锌矿的开采》顺利通过了答辩,取得了优秀成绩。
答辩那天,阿里站在讲台上,台下是中国老师和同学们。他用流利的汉语宣读论文,并回答老师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流利的语言,明确的观点和有力的论据,赢得了老师的一致好评。
再续前缘
阿里在中国完成了学业后,于1978年4月回到祖国,在一家水泥厂任工程师。
1988年索马里爆发内战。在那场残酷的战争中,阿里失去了他的夫人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为躲避战乱,他和许多难民一样,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叙利亚、吉布提和科威特等地。然而,在中东北非地区要找到一份工作的确不容易。
颠沛流离七八年后,机会终于来了。1996年11月,我们项目招聘当地雇员,阿里毛遂自荐,用流利的汉语向招聘人员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凭借掌握多国语言的优势,经过主管部门的考核,被录用为项目土建质量检验员。
这是阿里离开中国近20年后再次与中国结缘。他说,这就是他与中国的缘分,他又可以练习并提高他的汉语水平了。
更重要的是,他学有所用,这次轮到他为中国做贡献了。科威特的夏季气温高达四五十摄氏度,阿里披上阿拉伯人常戴的红头巾,穿上印有中国公司标志的工作服,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人手紧张时,他主动一人顶两个岗位。有一个休息日需要加班,他不但自己主动留下来,还用阿拉伯语做通了一位原本不想加班操作手的工作。由于阿里出色的工作表现,被评为优秀雇员。
在我们的项目中,阿里一干就是4年多。谈到将来的打算时,阿里说,项目结束后他将再次到中国看看,特别是要到他曾就读过的两所大学去看看,“看看中国这么多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后不论走到哪里,我都将为促进索马里与中国间的友谊做更多的事情。”
正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让我想起了这样一段往事。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这场文明对话,就是要摒弃傲慢与偏见,秉持平等和尊重,在承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既培根铸魂、各美其美,又学习借鉴、美人之美,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又一个20多年过去了,阿里,一个快乐的青年,你还好吗?
胜利油田 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