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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帝国》是作家蒋子龙的重要长篇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当代北方农村生活进程。最近甘肃文交国际版权中心又把它做成了线装书。2009年，《农民帝国》获得“鄂尔多斯文学奖”。
蒋子龙回忆自己在写《农民帝国》的时候，把所有写中国农村的书都找来通读了一遍。“中国人还会挨饿吗？”“盐碱地的治理如何？”等问题他都要一一细致求证。他以路遥为榜样，“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把书中所跨的时间段内的每一天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看了一遍又一遍。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才能够准确写出哪年哪月中国发生了哪些事情。”
蒋子龙建议年轻人还是要广泛阅读“长见识”。有人问，现在手机上什么都有，那为什么还要读书？蒋子龙的回答是，“因为读书让我们快乐。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读书让人完整，你会感到你跟自己靠得很近，你的魂守得住。”
读书有显而易见的好处，每年高考前，总有朋友带着孩子的作文来请蒋先生帮忙修改，他发现，“那些高考优异的学生无一不是沾了读书的光。”
出身农家小子，当过产业工人，有过部队经历，蒋子龙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的作品充满了时代感和现实感。在多个身份间历练，让蒋子龙更像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对社会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感悟。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向前奔跑了40年，如今进入了“转型期”。蒋子龙敏感地捕捉到快速变迁的社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变来变去，人心变活了，人变得特别活泛，这就是精变。”
在他看来，文学就因为“精变”受了害。现在很多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者，因为“聪明”而躲开现实。蒋子龙当过不少文学奖的评委，读完那些中短篇小说感觉大同小异，“同质化很严重。”内容大量充斥着乱搞、三角恋、乱伦等情情爱爱的套路，“为了猎奇，往歪里写；即使有写生活的作品也往往沉不下来，不触动现实，格局、气象不足。”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良知，“而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思想和情怀，那是非常可怕的。”蒋子龙也读了不少网络文学作品，他认为其内容也是泥沙俱下，“这批作家确实很有才华，但赚钱太容易了，构成了巨大的诱惑。”
蒋子龙始终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必须要有现实题材，“但现实不好写。”有时候，一些作家更像是个商人，“只盯着钱包，你还指望他能写出什么穿越世俗到达灵魂的作品吗？”
屠格涅夫说，准确地强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和现实，对于文学家来说是莫大的幸福。蒋子龙认为，“准确地”“强有力地”是很高的标准，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好多名著都是靠‘笨’功夫才诞生的。”
为什么要写生活，写真实，写这种很沉重的东西？写一些远离生活、不疼不痒而又轻松愉快的东西，不是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蒋子龙认为这是创作者的责任，他希望用文学创作“进攻生活的致命要害”，这就要求作家必须首先读懂生活这本书，然后才可能选择符合生活真实的矛盾，反映真正能触动千百万人思想和情感的现实问题。
蒋子龙建议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创作者要“守拙”，即守住笨，“你不要老是跟着社会风气走，不要老是变来变去，要定住自己的魂儿。”那么，先要掂量一下自己，“守住自己，把住自己的脉搏、自己的心跳、自己的感觉。”保持着这种“笨”的态度，到生活这滩活水中不厌其烦地探索，创作才有可能长进。
本报记者 胡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