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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在为谁打球？如果只是为你们的妈妈打球，那你永远打不出来！”一段段电影《夺冠》（原名《中国女排》）的预告片，如潮水般涌来，让观众看得热血沸腾，成为2020春节档最受期待的贺岁片之一。
历经近40年的风雨，中国女排团结拼搏的精神依旧传承不息。2020年是体育大年，奥运之年，导演将体育精神带进影院，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女排情结和国民体育热的双重加持，使得电影虽未上映就话题不断。
导演在选角上是动了一番心思的。没有人比女排队员本身，更能理解女排精神，更能体现出真实的赛场激情。电影《夺冠》一片的导演是大名鼎鼎的香港导演陈可辛，他就地取材，直接使用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惠若琪、朱婷、张常宁、刘晓彤等本色出演。主教练郎平由著名演员巩俐饰演，巩俐的演技不容置疑，从扮相到神态频频受到热议，因为极高的相似度，被许多网友直呼“一模一样，简直是郎平本人”。甚至连郎平的女儿白浪，也亲自出演，饰演青年时期的母亲。
显而易见，导演的目的是在虚拟的电影空间里，最大可能性地追求一种真实感，力图在荧屏中再现赛场七连胜、五连冠的奇迹，使得这部电影充满了纪实性的特点。影片中故事的时间节点、情境生活，实际上距离观众并不遥远，不管50后、60后、70后、80后，还是90后、00后都能够在其中很轻易地找到自己。
因为具有“纪实性”这一特点，就十分考验导演和编剧的功底。现实主义的热火熊熊燃烧，这类作品虽然从现实中生发，但并不是机械地复制生活本身，而是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2019年公映的俄罗斯电影《绝杀慕尼黑》和《夺冠》一样，同属于体育电影，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照。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男篮决赛，苏联篮球队打败了保持了36年全胜纪录的美国队的一个真实故事。在扣人心弦的最后3秒，这3秒钟，导演安东·梅格迪契夫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展示：教练加兰任将积攒的给儿子治病的钱，用来救患病的队员萨沙；萨沙因患了绝症，终止了和未婚妻的爱情。苏联那个年代，谈恋爱只能是“地下行为”，是违反队规，也受年龄限制的，这些在最后都得到了克服，情感因素激励着球员为荣誉而战，为所爱之人战斗，金牌和荣誉，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不仅仅体现了民族主义和体育精神，更是对人情感的肯定与尊重。
大众对真实性的追求，其实是对文学作品虚构性的一种逆反。二十世纪电影同小说一样，遭到“怀疑”的危机，因此，在文学领域中出现两个导向：一个是“非虚构”性越来越强，另一个是“极端的虚构性”（幻想性）越来越强。
在电影领域中，这种导向也十分明显，比如2019贺岁档大热的两部电影《我不是药神》与《流浪地球》，一部是典型的真实性较强的影片，一部是幻想性很强的科幻电影。相对于极端虚构性作品创作的困难，“非虚构”导向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取得成功，把握好精神内核，更容易产生优秀的作品。大众对于真实感的追求，也使得近几年来真人秀节目大热。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些由真实故事改编，扎根生活、贴近人民的好素材，一开始就带有相应的关注度，创作者自然不会忽视。
在《夺冠》之前，陈可辛就指导了许多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作品，如以俞敏洪创办新东方故事为原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以孙海洋等众多被拐寻子家庭为原型的影片《亲爱的》，以及将于2020年上映的传记电影《李娜》。电影《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也为陈可辛对纪实性女排题材的拍摄做出了尝试。
这些文艺作品遵循了“用真实撼动世界”的原则，体现出文艺作品逐渐向真实靠拢，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光辉不灭，不仅是陈可辛，很多导演也都把目光投放到真实事件的改编剧之中，比如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刘伟强的《中国机长》、李仁港的《攀登者》、陈国辉的《烈火英雄》等，国外的《孟买酒店》、《绝杀慕尼黑》、《决战中途岛》等。
除了电影之外，“非虚构性”在文学作品中尤为明显，许多小说都是有真实的故事原型的。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回忆性散文，在文章《我的父亲贾平凹》中就写道，她从小到大都特别崇拜自己的父亲，但是却不读他的书，不看他写的文章，因为她对贾平凹写的东西太熟悉了。贾浅浅在文中写道：“以前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大家都带着自己的见闻和故事，就像赛歌会似的他讲他的，你讲你的。没过多久，你就可以看见我父亲的小说里，把这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全部囊括了。”甚至贾浅浅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就知道是哪天晚上谁嗑着瓜子津津乐道他村子某一人人物的形象，也可以一眼看出来，这一段故事情节是从某某讲他人生经历变幻而来的。很多作家的创作，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脱离不开现实生活，会有原型可寻，但是完全划等号，其实是错误的。作家在创作时，其实是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与现实真实完全不同的、符合“艺术真实”的作品，从而升华到具有一定艺术高度的文艺作品。
“其实不管是电视剧也好，诗歌也好，它都是一种文学题材的外化，它的文化内核是不变的。这个文化内核，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这是青年编剧袁子弹对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理解，她认为，在设计故事时，只要不超出生活的情理，只要人物逻辑成立、有详细的人物细节，拿捏好分寸，哪怕态度尖锐一点，也不是问题。
“艺术真实”是艺术创作者在创作时，需要遵循的一种美学创作原则，在创作的时候，对生活真实进行提炼、加工和概括后，创作出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因此，我们在面对文艺作品时，切勿完全与现实生活划等号，也不能与现实人物完全相对照，虽然这些文艺作品有一定的原型，但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故事本身。
电影《夺冠》虽然有着纪实性的特点，讲述“流血不流泪，掉皮不掉队”的女排精神与故事，但是它同样是经过导演陈可辛的艺术加工，以女排真实生活为基础，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使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集中、更深刻地显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所以，电影《夺冠》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个真实的女排故事。因为艺术真实的美学原则，尤其是具有原型、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文艺作品中，创作者在进行改编时一定要谨慎，在客观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正面貌和一定历史时期的本质与规律，在主观方面表现了人们真切、真挚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运用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使艺术真实表现了艺术家真切、真挚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
优秀的文艺作品也能更好地指导生活，尤其是一些贴近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经过艺术的加工处理后，能够再次引起人民大众的思考和重视，与社会群众产生互动式讨论，作品的意义也尽可能显现出来。比如陈可辛的电影《亲爱的》上映后，拐卖儿童事件引发网友讨论和大众的关注，社会再次掀起一阵打拐之风。电影《我不是药神》从“因病而贫”的角度出发，带着悲悯之心来看待那些白血病人，剧中老奶奶的一句“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吗？”让无数人落泪，也引起了社会关于白血病患者天价药的思考。这些优秀的带有人性光芒的作品，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在韩国，文艺作品与社会的关系更为明显，由黄东赫导演、孔刘主演的电影《熔炉》，讲述的是一位美术老师到乡下一所聋哑学校教学，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现校长等学校人员对学生的暴力行为，并开始维权为他们争取基本的权益，它直接推动了韩国的立法改革，“熔炉法”也由此诞生，电影《熔炉》也被称为“改变韩国国家的影片”。电影《素媛》由韩国真实案件改编，上映后，未成年性侵事件引起大众热议。最近“素媛案”又一次走进观众视野，因罪犯2020年将刑满出狱，韩国民众联名要求不要释放犯人赵斗淳，这便是文艺作品的影响力。
导演陈可辛用艺术的形式诠释女排故事，他对体育题材电影的尝试，我们可以抱有期待。电影《夺冠》上映，也务必会在中国再次掀起新的“女排”热，体育精神与爱国主旋律也会在新春佳节再次洋溢。
责任编辑：谢宛霏
只恒文 荆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