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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巴金离开四川成都，去南京和上海求学，不久之后他得了严重的肺病。这件事让他很忧郁，他报考北京大学的梦想被阻断了。
养病期间他读了很多小说。“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唯一的长处是小说读得多，古今中外作品能到手的就读，读了不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巴金说。这里的杂货是指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他都喜欢，都在写作中有所借鉴。他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唯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
23岁他去法国留学。对于1920年代的作家来说，巴黎是个好地方，可以感受历史和文化的法兰西，接受雨果和卢梭等人的影响。在他去巴黎之前，海明威也去了那里，刚离开不久。
巴金在巴黎拉丁区的一个小公寓里，开始他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写作。“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钟声，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前四章。”巴金回忆说，“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
在青年巴金的写作中，可以看到卢梭主张社会契约、反对不平等、提倡个性尊严和热诚坦白等方面的影响。
而雨果注重自我的激情叙述的浪漫主义写作、表现人物形象善恶美丑的辩证法，也影响了青年巴金的创作观念。
那时，巴金认为左拉的小说就是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左拉关于一个家族历史的系列小说，对巴金倾向于创作连续的家庭小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另一位老师罗曼·罗兰那里，巴金学到了摆脱忧郁和死亡的阴影，以生命的力量征服一切，搏斗不息。
接近两年的留学生活，是巴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1928年底返回上海前，他在法国写的中篇小说《灭亡》已在一份当时的权威《小说月报》上发表，这标志着他顺利进入了文坛，回国以后用不着他自己到处投稿，就有杂志社编辑向他组稿了。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巴金说，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青年巴金勤奋写作，写了大量小说。“在最初的20年间，我写了后来编成十四卷《文集》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园》，有《寒夜》。”巴金说，“从1929年到1948年这20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真诚而不说谎，是巴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之一。
勤奋而善良，也是他对写作的一种要求。
他鼓励自己说：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还有一次，他借用读者之口说出了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相互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时送安慰的人。”
特邀编辑：董学仁
指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