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故事就像腊尔山

    我是一个90后青年，“青春”对我来说是一直发生着的故事，没有休止符。它混乱、迷茫、善良又充满希望、无所畏惧，它是我的礼物也是我的武器。我崇拜的青春没有不断更新的电子产品，没有潮流的符号代表，而是一次次贴近和触摸生活，寻找别人的同时寻找自己。但在别人看来，可能就是叛逆。

    正是因为这样，它指引我作出一次又一次大胆的决定，和我独自徒步喜马拉雅环线有关，和我的志愿者经历有关。而家人，就是放我追逐过程中的保护伞。整个过程刺激、惊险，也常常让人感动。

    真正意义上，我的第一次志愿者经历是2008年。

    汶川地震后的一个月，我联系上一个志愿团队，一起到重灾区德阳汉旺镇看望地震伤员和做心理辅导。那时我17岁，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而那时，我的腿因为地震受伤也刚恢复。母亲送我去长途汽车站，反复告诉客车司机，请他在沿路的德阳高速路口停车，因为当时没有直达德阳汉旺的车，然后又反复强调我，在高速路上下车后一定沿路下高速进城，不能逗留。坐在车上我开始害怕，如果当时母亲说让我不要去，我肯定会下车回家。但是她没有这样说，我们都害怕，但是也很坚定。

    第一次志愿者经历异常波折，很劳累。总之是一次丰富的体验。通过这次志愿者经历，奠定了我做出更“疯狂”的决定。与其说“决定”，它更像我心里埋下的一颗种子，带着小时候的记忆生根发芽。

    我通过电视认识的第一个支教志愿者是徐本禹，2003年至2005年他一直在大方县支教。那时我才读小学，看完他的事迹后其实并没有很深的触动，只是很专注地看完那个关于他的纪录片。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回想过的记忆，但是它一直存在。

    直到大学二年级，在我关注苗族一个村小一年后，我做出了休学半年去支教的决定，我才意识到这份珍贵的记忆一直存在。

    2012年2月，我提着行李，踏上去往贵州铜仁的火车，正值春运期间，我用了坐火车一个晚上的时间，去想象我即将生活半年的地方。

    我先到达贵州铜仁，然后转车去湖南凤凰县，再转车去腊尔山镇，再花40分钟坐摩托车达到我生活的苗寨。随着一路颠簸缓慢前行，从钢筋混泥土高楼逐渐变成高山木楼，越走越荒凉，越走越枯萎，重重叠叠的大山围着这里的人们，使得终其一生都在为食物、为成长、为找寻而困惑。

    湖南湘西苗族腊尔山镇的所德村，是我生活和支教的地方，苗语意思是“山的顶端”。我想这里的大部分人们从没有见过外地人。我住在所德村唯一一个老师也是校长的家里。到达的当天，路上结了厚厚的冰，校长家晾的衣服变成了冰棍。我坐在校长家里，校长一口一口地闷声喝酒；他爱人忙里忙外的干活、做饭；校长的傻兄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群孩子用石头打着屋顶瓦片，吓得房顶的老鼠上蹿下跳，这是孩子们见到外地人、新老师打招呼的方式。

    在去到腊尔山之前，我对大山的概念就如同那里的孩子对城市的概念一样模糊甚至一无所知。

    无法沟通的语言、没有手机信号、没有水源、没有食物、没有午餐、试着接受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文化。我心里这样想着这些，接下来还有整整半年的时间啊！腊尔山高寒、多山、多石、干旱，一年只种一季水稻。菜很少，常以青苔地衣之类的苔藓植物为菜。有一段时间，天天吃野葱。稻田里沉淀的清水流入一口水缸和池塘里，那是整个寨子吃水、洗菜、洗衣、淘猪草的唯一水源。一下雨，水氹里的水就会变浊，没法吃，只有接檐溜里的雨水吃。

    我认为对生活最好的敬畏就是接纳并融入它，如果有可能就再一点一点改变它。支教期间，母亲给我学生寄来一些衣服书本和一个电热水壶，信中很简单地写着：“不要觉着困难就被驯服，那里的水应该可以用电热水壶烧开喝，也让大家试着喝烧开的水。给孩子们的东西是我支持你现在的工作。”堂姐从北京寄来很多图书，足以让我在学校建一个小小图书室。

    在湖南腊尔山镇，我一共支教了两个学校，第一个学校离我住的村子很远，每天需要花费四个小时在山路上，第二个学校就在我住的村子里，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和学生进行交流。在支教的半年时间里，我借了一辆摩托车，和村上一名年轻人利用周末走访了一些学生家庭，还跑遍腊尔山镇和禾库镇二十多个村小（学）。部分村小地处大山夹沟里，一些村小只有一间房和几名学生。我记录了所有村小的基本情况，去镇上的网吧发布接受捐赠的信息、与社会爱心团队制定营养午餐计划、招募支教老师和帮助一些小孩找一对一资助者。

    我的学生都是一群坚强、乐观、朴质的孩子。他们生活在大山里，早早挑起家庭的重担，但是他们从不抱怨生活的贫穷。由于没有吃午餐的习惯和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孩子们普遍瘦小。我的一个学生家里在2012年使用的还是煤油灯，还需要和牛睡在一起，有一些房子的窟窿比门还大。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大部分的房子是政府帮建的。在重男轻女的苗寨里，他们总是“不如意”地生下很多女孩，大家也很难选择自己的命运。

    写到这里时，我突然想到一个8年前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在我支教期间，有个朋友发短信问我：“究竟什么才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诗意、什么是栖居，眼睛里看到的只有孩子们冻坏的小手、枯黄的蛮草、生活的干涸。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老人不饥不寒，小孩有书可读，这就是他们的诗意生活。

    在刚去支教的时候，我天真地以为，一定要用科学的教学手段给他们带去丰富的知识。但是当校长带我参加村上的一个婚礼之后，我的信心突然坍塌，那一刻，我不明白读书能给他们带去什么。新娘是我的一个残疾学生，辍学嫁给村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那时我体会到，要输入和提高他们的知识或许困难，但我更想做的就是给他们埋下一颗成长的种子，就是对于他们的未来，不要选择默认。

    在支教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改变。知识没有固定，生活的体验也一定要是丰富多彩的。比如第一次举办“六一儿童节”，第一次让他们尝到阿尔卑斯糖的味道，第一次举办运动会，第一次选班干部，第一次让他们上台表演节目……其间放假我回了趟大学，返回时打印了很多照片，有动物园、高楼大厦、灯火阑珊的夜景和一张地图，让他们有了大山以外的概念、想象和憧憬。

    6月的腊尔山是雨季，但很炎热。我的学生总是穿着厚厚的毛衣和雨靴，整个教室都弥漫着汗水的味道。每天在上课前，我都得告诉他们，夏天需要穿薄衣服和凉鞋。每天都有学生给我送路边采的花，并写上爱心纸条或者画一幅画。哪怕是平日野蛮生长的孩子们叫我一声“老师好”，我就感觉已是接纳了我。他们值得被疼爱被关注。当你站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当你看到他们的脸，你会感受到生活里的真实、平静和妥协。

    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古老苗寨的外来者，在那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对周遭的一切就越愧疚！当地没有吃午饭的习惯，有一次下课后我实在太饿，就在办公室里准备吃饼干。刚刚拿出来，身边就围满了学生，很好奇地看着饼干又眼巴巴望着我，我顿时觉得这个饼干就是一个罪恶本身。因为食物，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个好心人看望资助的孩子时给了我一个鱼罐头，我吃完后把罐头丢在路边，一只猫闻见腥味就把头伸进罐头里退不出来，掉进了我们吃饭用水的池塘里。那只猫在池塘里淹了半个月，直到村里傻女人洗衣服时才发现那只猫。当我们抱怨生活的时候，当城市的小孩哭闹着要吃麦当劳的时候，我的学生，生活在苗寨的人们，正在感恩一顿来之不易的午餐。

    生活也充满改变的希望。我很庆幸我的家人、我所有认识的朋友们都很善良。这些问候和帮扶，正在真实地改变着他们。我的一个学生家里在2012年还没有通电，父母年过六十，哥哥初一辍学打工，当时她正在读五年级，她家是全村最贫困的一家。当时我找到重庆一个好心人资助她生活费。初中升高中时，我们也一直打电话，让她继续读书，她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还在读书的女孩子，去年已经毕业踏上了工作岗位。

    在我支教服务结束离开的那天，我去学校和学生道别，学生们给我写了很多信。有想让我继续给他们上课的，有告诉我以后一定要出去读大学的，等等。我很高兴看到了一丝改变，但这并不代表我作为支教老师在腊尔山存在的意义，作为一个外来者，无论是谁在那里都能做到。

    离开村子的时候，校长家的傻兄弟一直在村口大路上等我，从腰边裤袋里掏出了半辈子攒下的23块钱，全部塞给我，用苗语夹杂着汉语说让我带他走。村里一个学生家长正在地里干活，看到我出村，搭了一辆摩托车一路追我到镇上，手里拿着100块钱要塞给我。我还是听不懂苗语，但是我看懂了他的眼泪，为了感谢那么一群人帮助她的孩子能够继续读书，能够有机会离开这个地方。

    载我离开的面包车一路抖落了我所有的心事，甚至有一刹那，我想留下来。

    去年4月，我通过微信筹到了3020元钱，母亲帮我买好牙刷、牙膏、水杯、毛巾和学习用品。我再次回到我支教的地方，时隔7年。

    再次离开腊尔山时，支教老师发给我一张孩子们笑着刷牙的照片，我哭了。多么漫长，多么渺小啊！有改变，也没有改变。那根本就是一个难以描述的生活场景！

    在我支教的学校大门，至今还挂着8年前写的那行字：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如同校训，孩子们懂得感恩，也期待被关怀！

    生活的故事就像腊尔山，没有浓墨色彩，艰难也很精彩。

    短短半年的支教生活，不值得拿出来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写下关于支教的一些点滴。

    真正的登山家总说，“不是我征服了山，而是山接纳了我”。我一直很感谢他们接纳我。感谢那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重峦叠嶂的大山、裤脚包裹的泥巴……

    特邀编辑：董学仁

李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