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品诞生的背后

    经典文学作品的出炉绝不是和事件同一时间发布的，他需要作家们有足够的耐心。同时，还有一个群体的作用不能忽视，那就是文学编辑在经典作品写作前后的参与——从约稿、改稿直至出版，编辑的作用从来都是不可或缺。近日，张守仁先生出版的《名作家记》全面呈现了编辑在与作家作品的互动中，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才有利于经典作品的出炉。

    做足功课，了解你的作者

    张守仁的《名作家记》一书记述了四十余位作家，他在记述每位作家时候，明显可以看出他做足了功课。他能不知不觉中梳理出众位作家历年发表的篇目及其所在刊物，并且还简明扼要地指出这些作品的优劣及发表后的影响。这实在是如同一则作家们的创作年表一样宝贵的梳理，读者们可以沿着这份表单迅速了解作家们的创作轨迹，乃至去重读这些经典篇章。

    张守仁经常和他们通宵达旦地畅谈，国情民情、人生经历、创作甘苦等无不涉及。熟悉了，成了挚友和知音，就向他们约写最使他们激动、最难忘、最擅长、最拿手的题材。因而，写作者常能创作出超水平的小说。张守仁作为《十月》的创始人及任职时间最长的编辑，他参与并见证了无数名家名作的诞生，而这一连串璀璨的数字真堪为一部文学简史——这无数的佳作真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好稿多到用不完的程度，而每每有佳作发表，多引来好评如潮，作家们和编辑部会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多到要用麻袋来装。

    这么多优秀作品能够汇集到《十月》，特别是经手张守仁发表，这肯定是源于张守仁的约稿组稿的能力，而且他的确很有自己的约稿特点，王蒙概述得就非常准确：“对于我们大多数作者，他是一位和善而又顽强的编辑。他用他的学问、热心和蔫蔫的坚持性征服了作者，使你一见到他就觉得还欠着《十月》的文债。他不吵闹，不神吹冒泡，也不是万事通、见面熟式的活动家，但他自有他的无坚不摧的活动能力……”王蒙对其约稿特点的评价显然是极其精准的，也是得到了许多人一致赞同的点评。

    面对王蒙的高度赞赏，张守仁时常觉得受之有愧，他只是觉得自己取得了点成绩，是勤奋认真所致。张守仁的编辑成绩有目共睹，被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显然，他能够编发出众多优秀稿件，自然有他相应的秘诀。可以想到，这些名家面对的是几十上百家报刊的约稿，常常是供不应求的，很多时候，好的作品是要靠“抢”来的。那么如何能够约到独家的、名家的稿件呢？首先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自身学养必须深厚——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成为一名编辑家，自身要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要熟悉古今中外各种作品，还要有所研究，这样才能和作家对上话。

    “你的知识丰富、看法独到，这些名作家会主动找你聊天，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你当成交流的对手、谈话的知音。”而这就需要对众位作家作品先要做功课了，必须熟悉他们的作品，了解他们的身世、爱好、性格特点、写作习惯和交友范围，知道什么是他们最想写的素材、什么是他们最难忘的，这样作家们便会提供出最好的作品。

    倾心对谈，碰撞思维火花

    张守仁与众位作家的倾心对谈往往会碰撞出诸多闪光的思想火花，并且这种不含任何功利的对谈往往最富于真知灼见，所以令一众青年作家在与张守仁的对谈交流中大获裨益。

    难能可贵的是，张守仁在书中如实再现了当时的谈话实录，所有读到这些思想集萃的读者们自然也跟着受益。张守仁虽然是文坛前辈，但恰如韩愈所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张守仁是名刊名编，也是散文写作高手。但他在诸多作家面前依然肯于讨教与交流，姿态与态度都是令人称道的，唯如此，作家们才肯乐于与其交流，他也才能一直处于不断成长中。

    比如面对贾平凹，他们二者之间关于散文写作经验的交流真可谓精彩纷呈。贾平凹说：“我写散文主要写自己的情绪。必须有自己的发现、识见，哪怕一点点发现、识见，但必须是自己的，否则难写。散文必须真诚，不摆架子，不唱高调。要放低姿态，无情地剖析自己，袒露自己的灵魂。我学习中国的山水画、民间戏曲，从中汲取艺术方法、欣赏习惯、哲学思想、时空处理。我比较过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洋的油画。中国的山水画，一座山、一条小溪从乱石中曲折流下来，旁立一座亭子，点缀几间草房，添上三几个人，又架上一座小桥，桥上走来一牛。溪水一直流到你身边，整体感强，视野开阔，不像油画局限于面前所表现的那个情节、那个场面。写散文不要拘泥于老套子。”贾平凹的这段论述无疑是理论有范例的散文创作谈典范，真可谓深入浅出地讲出了写散文的要领。贾平凹作为我国当代文坛数十年来的常青树，其写作题材之广、下笔之快、产量之丰被人们广为熟知。年少时期，家门不幸的贾平凹苦读父亲留在家里的几捆书，打下了坚实的写作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说其发表了无数长中短篇小说，并屡获海内外大奖，但人们最为喜爱、最打动人心的依然还是其佳作不断的散文。诸如《纺车声声》《我的小学》《静虚村记》《定西笔记》“商州系列”，每每读之，依然令人感喟不已，真切体现了他一直倡导的散文创作观。

    而在张守仁与贾平凹的交流中，又呈现出了一篇颇为难得的创作谈，是两位散文高手的巅峰笔会，二者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过招令读者们大呼过瘾。张守仁对贾平凹谈论的回应，下面这点最为可取：“散文要破除种种束缚，应放开手脚，让百花齐放，千卉共绽。散文需要冲破藩篱，博采众长，向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绘画借鉴，丰富表现手法。散文可以像小说那样描绘人物，可以像戏剧那样展开对话，可以像诗歌、音乐那样，蕴含内在的韵律和节奏，更可以像绘画、雕塑那样突出视觉形象。散文应广纳姊妹艺术的长处，打破界限，拓宽文路，别开生面。杂交在生物学上可使新品种富有生命力，在文学艺术领域，杂交也可使作品呈现崭新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两位名家的交流是惺惺相惜的，并且二者还一致同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家要深入生活，去接地气。

    无数名家名作告诉我们，底层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才是最有生命力最感人的，就像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是这样，张守仁与众位作家深入民间采写的动人故事也是这样，大量的基层人物故事的书写更是这样。

    火眼金睛，直指作品谬误

    张守仁在编稿过程中当然不会是一味肯定的，那是绝对称不上编辑家的，而是能够如火眼金睛般发现作品的问题，并且直陈其优劣，说到关键处，令作者读者心悦诚服。

    比如在批评张弦作品《情网》时，阐述出的关于小说与影视剧本的差别就特别有价值：“我当文学编辑多年，只看作品质量，决不顾及作者知名度和亲疏关系。我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看法：写小说的作家触‘电’之后，改编影视剧本时间长了再写小说，他的文笔就粗了，语言没有以前那样细密、精致了。这是因为小说语言和影视剧本语言，有雅俗之分，细粗之别。小说的魅力在语言，而影视剧本的语言允许简略。比如写‘黄昏’，作家在小说中要用几百字甚至几千字卓尔不群地、细致入微地描写黄昏的色彩、光影、氛围；但剧作家写影视剧时，只要短短几行或只写‘黄昏’两字就够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昏，则由导演、摄影师到野外寻找、选景，使之形象化、视觉化。剧本的文字是草图，而小说语言要求细密性、精致性、唯一性。《情网》最大缺陷，就是语言粗糙。我建议他有了充裕时间，慢慢细改。”这是一段堪为比较文学的精彩论述，如此有理有据的论述过后，任何作家都得是心悦诚服。的确，张弦听了很是惭愧，他对张守仁能够力陈出自己作品的优劣感到醍醐灌顶。而通过张守仁的梳理，完全可以说这是一堂精彩简短的文学课。也切实体现了他的承诺：“好好活着，珍惜点点滴滴时间，把我独有的、不可替代的阅历，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资料留给后人，这也许是我这八旬老翁应尽的绵薄责任。”这句责任之言何其正确，并且确实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张守仁编发了如此众多佳作也是有回报的，比如他通过对众多军事题材稿件的编发，观察出当前军事题材的创作前景，为这领域的作者指明了前进的创作方向：“我认为：凡在思想、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军事题材作品，大都跳出了战术、战役的狭隘圈子，由军营、战壕、前线迈向社会，引入后方，展现特定时代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以及民心民风民俗民情的广阔背景。”这种提法无疑是高屋建瓴的，而实际上他的这种创作指导思想在当前得到了一一印证，比如徐怀中的《牵风记》、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徐桂祥的《伏击》等等，他们以不同的文本纷纷实现了战争文学全新的创作方式与文本高度。

    可以说，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需要编辑的大量工作——需要他们参与打磨润色提升，恰如李国文对编辑的功绩大加肯定，读来颇为令人动容，他说：“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正是由于编辑的劳动，才得以保证作家的劳动，不致付诸东流……一部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学评论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者的名字，独独没有编辑——为我们摆渡过河的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而李国文对编辑的感恩和巴金老人何其相似，巴老在《十月》杂志创刊三周年之际发表的《致<十月>》中说：“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

    责任编辑：只恒文

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