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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雍措的散文集《凹村》（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三辑，作家出版社）中有一篇《记忆里的人儿》这样开头：“时间是条长河，流着，流着，也就顺其自然了；记忆是串珠子，穿着，穿着，慢慢就数不清了。而那些遗留下来的人和事，将会成为我们永远值得珍藏的珠子。”
藏族青年女作家雍措笔下的“凹村”，呈现一种价值意义的生命观和时间观。雍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她从故土走出来，其实只是空间的改变和身体的离开。精神与灵魂，却从未离开过。“故土”记忆，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之源。
写自己最熟悉的，莫过于故土的人和事。记忆写作，需要“重返”原初生活场域。无论是主体感知、气韵灌注，还是情感倾向与伦理标准，都是文本的策略。雍措以小说的叙事笔法讲述故乡。笔下的人物，聪慧或蒙昧，都活灵活现。而中国乡村不管多么边远，它的文化土壤仍然存在。文化是对乡土民俗存在的容忍和尊重。雍措不写都市，只写乡土。语言唯美，懂得节制。如写大渡河畔的民生，写贡嘎山下的村庄，语言灵动，文字叙事巧妙。康巴藏地的神秘性，像音乐对心灵的触动，曲式的精妙、织体的搭配，牵引着思考。这种带有“剧场”效应的写作，也使得文本具有了独特的立体感。
《风过凹村》“硬板子山是凹村离天空最近的山，活在高处，过着神仙的日子。”“凹村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没说到位的，你再去问问每天镶嵌在天上的云朵、星星、月亮、太阳，它们无事可做，观察得一定比我细微。”“小石不争气，蹦跳两下，就被杂草荆棘给逮住了。”“还有一些渗进骨子里的东西，抹不去，忘不了。”语言不滞重、不拖沓，有时候三言两语，就能让风物的形骸落入觳中。对神明天地的叙写，体现在乡梓故事和生活里。她对“风”的描写，不同写风的恣肆，也不同没有生命。而是完全赋予其“人性”，是有态度的。风在大渡河，盘成了漩涡。风从贡嘎山尖漫过，成了风旗。风到达了凹村时，是有温度、有情感、有形状、有内涵的。风或有动物的属性——“风是有脚的，跑得比兔子还快，捎信的速度自然快。”（《吼声》）风可以像人一样，或者成为人的伙伴。“张溜子说，他这一辈子一直会走在风里，让凹村的风，养活他。”（《吼声》）风可以是村子里的神明——“风香了，凹村人开始张罗着镰刀、勒皮之类的家什。风越大，垂着头的麦穗，离壳就越快，麦秆子也干得越快。”“凹村，人们把牛当人养着。牛干不了的事，风却能干。风是不说话的人。”（《风的消息》）风，更可以是人的精神的裨补剂——“缺失的东西，让风补一补就好了。”（《离奇的事儿》）等等，这些对自然神明的崇敬，带来的必然是人性的美好。诸多社会性的与个体的事件，在乡村道德面前，都将会厘清。“村寨”是作家坚守美德之地，也是灵魂清澈归宿地。
雍措的文本巧妙，在于她能把故乡的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事物赋予人性之美。时间与空间的设置，具有“剧场”效果。对于人物的处理，没有主客体之别。重温往事，滋养梦想，打捞其存在的价值。有时候又是以超越时空的回忆和想象，来对现实的逃避进行否定。与现实比对，或不露声色进行悖反。在交叉和重叠中，复归往昔的美好人性。中国西部乡村的人文密码，是由一个又一个穿越记忆的时空事件组成。坚持生活体验的作家是朴素的。雍措的语言轻灵，气脉相通。少年经历，每个物象，都是村寨的整体，都成为她的叙事主体：一匹牛、一只麻雀、一个破损了玻璃的房屋、一滴从天空落下的雨、一棵在春天悄然醒来的枯草、一株被拔根的多拉花，等等，喻象的存在与人性的存在，是人与物、与自然天地的感应。
《房屋里的麻雀》中的凹村常见的乌鸦、喜鹊、麻雀，都有灵性。对鸟儿的描述，亦是与人一样，充满了悲悯情怀。《凹村记忆》里，那山、那水、那路、那人，连缀成一个又一个故事整体。迷惘与悲悯，疑虑与虔诚，寂寞与孤独——“我在大渡河哗哗的流水声中诞生，确切地说，从阿妈孕育我的那一刻，我就开始熟悉河水的声响。”“阿妈常说，我是树林中的百灵鸟，听着大渡河柔软的声响渐渐羽翼丰满。”“风的味道，就是大渡河的味道。”诗性的语言，让文本有着弹性与张力。
《童年散记》则完全是一篇篇流动着的童话故事。那些故事里的形象是活灵的，语句是新鲜的、童话般的：“看见身旁有小朋友把水果子吞进肚子里，就幸灾乐祸地说：‘你把果子吞进肚子里了？哈哈，明年我就在你的头上摘果子吃了。’”语言的趣灵之美，让记忆不再模糊。雍措描绘的，完全是柏拉图般与世无争的理想世界。此种人类以往“桃花源”式的生活本态，其实就隐藏在中国边远乡村里。
《骗局》中的张拐子，虽说是作家讥讽的一个小人物，却也是有了诗性的存在。这种讥讽是不露声色的：“张拐子颤动的声音，时而被风吹断了，时而又被鸟声叫了回来。”《过年谣》里的结巴阿爷的描写，也是独到。结巴阿爷平时说话结巴，可很当他讲起故事来，却又很顺畅。文本完全是以孩子的视角来对结巴阿爷认知的：“结巴阿爷坐在风中，风钻进他的嘴巴，半天没有吐出的话，又被风灌进了肚里。”“我们挤成一团，像开放的菊花瓣儿，把结巴阿爷围在里面。”《夹米子树》从阿爷捡到核桃，到栽种核桃，精心培育，再到核桃长成了树。“阿爷的孙女们也长大了。”这其间的岁月流变，是悲悯的、伤感的。文本里出现了两处“拿在手里有坠感”的生命体验：一是作为种籽，二是收获后的种籽，喻示人的生命分量和传宗接代。《凹村杨二》中的人物杨二，其实就是凹村的一个替代物。作者借着杨二的行为和与杨二的通联，来写凹村的改变。杨二作为村寨的符号，最终被流变了的岁月无情地抹去了。《哑巴的杉山记忆》《唐抓子的伤心事》《一线村》《闻雨的哑巴》等，也是以小说的情节和语言，叙写了人物命运。精巧的记忆，融进了时间空间建构的本质。
“凹村”是一个人的乡愁，也是众生的乡愁。生于大山的雍措，从小到大，就与河流、山岭、树木、飞鸟、走兽等建立起了亲密的联系。即便后来因为工作到了城市，也没有中断与故土的联系，也因此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文本诗学。
责任编辑：只恒文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黄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