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墩子：对小说有一种纯粹的爱

    范墩子，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江南》等期刊发表小说多篇。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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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理工大学材料系的学生，对文学满怀热情，从大学时代写小说起，到现在他已经写了八年。

    八年间，他发表了大量作品，也屡屡遭遇退稿的打击。但这个从偏远西北小镇走出来的青年人，身上似乎有着一股韧劲，他不害怕跌倒，一直在写作这条孤独的路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坐标。

    继《我从未见过麻雀》后，今年他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虎面》。他就是90后青年作家范墩子。日前，范墩子获得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的“年度最佳小说奖”。应《中国青年作家报》之邀，笔者采访了范墩子。

    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便是故乡

    问：获奖对于创作而言，是一种肯定，尤其这是一次特殊时期的获奖，什么感觉？

    范墩子：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获得哪些奖，在这之前，只是埋头苦写。获奖有运气成分，谁也无法左右这些事情。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老老实实去写自己的作品，就足够了，经过这几年的历练，我深深感觉到，自己对小说有着一种纯粹的爱，我无比热爱虚构，热衷于在小说里创造各种人物，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也是高于获奖这件事的。

    问：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你也数次通过网络直播，来和读者进行对话交流，分享新书《虎面》，这些体验，未来会写在小说里吗？

    范墩子：我也不知道，可能会出现在小说的某个细节里，也或许不会。我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比如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几个人物，他们的形象格外清晰逼真，似乎他们每天都在对着我呐喊，希望我能将他们写出来。我的理解，写好人物，是小说的基本，但并非根本。而现在，我还处于要把人物写好的阶段。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几个人物写好，至于别的东西，我考虑不了那么多。小说本来就需要慢一点，和时代保持一点距离感，这样的话，才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不至于迷失，也不至于找不见自己的坐标。

    问：《虎面》是你在书写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小镇，你怎么看待故乡这样一个本体？在创作中，为什么会夹杂着如此复杂的情感？

    范墩子：不得不承认，古老乡村的文化内核已经在消亡，甚至正在断裂，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变化的。如果把这种变化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知晓我们今天究竟丢失了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狭义的故乡概念了，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那些童年记忆，可能是关于城市的，可能是关于乡村的，甚至还可能会是关于县城和乡镇的。 

    问：故乡的生活经验，和你异地求学的经历形成了某种映照。你如何看待这种映照？

    范墩子：在故乡时，渴望逃离故乡。不在故乡时，却常常怀念故乡。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无论我在咸阳，还是沈阳，或者别的地方，毫无疑问，我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我的心里也不再有以前那种狭隘的故乡概念。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故乡不再仅仅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它可能存在于我童年的记忆里，也可能存在于我的小说里。以前我憎恨故乡的村镇，但现在我对那个村镇充满了爱意，我不仅能看到它黑暗的地方，也能看到它光明的地方。

    用小说表达我认识的现实

    问：第一次读你的小说，是你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在你的创作上，巧妙之处就是规避了陕西已有的“三座大山”，另外选择了一条道路，用现代的手法来写乡土，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创作？

    范墩子：我从写作开始，就没有想过将自己归在某个地域范围里，我对自己的定义是做一名汉语作家。用汉语表达我自己所想到的，所观察到的，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要去继承什么传统，我手里仅有的武器就是汉语。我也不知道我的小说究竟算现实主义文学，还是算先锋主义文学呢，我脑子里装不了这么多的东西。我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我所认识的现实。未来哪怕仅仅能够触及现实的一角，那我也觉得我的小说是有意义的。

    问：反复书写童年记忆，带给你怎样的体验？

    范墩子：现实本身就是沉重的，人们总会陷入悲伤或者虚无的情绪当中。快乐的时光毕竟是短暂的。我忘了我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句话：你们的快乐吓坏了我。《虎面》就是一本充满着悲伤记忆的小说集，有的是写小镇上的青年，有的是想尝试一种别致的叙述，多少表明了自己的一点写作野心和理想。尽管这是本记忆之书，但我并不希望在书中哀悼以往的生活，我更希望通过记忆之门，去窥视未来。很多人都在哀悼记忆，哀悼那些已经灰飞烟灭的东西，但往往越是被我们哀悼的东西，却往往叫我们感到安心。藏身在记忆里，是人的本能，只不过现实太叫人感到虚妄罢了。

    用小说留住这些记忆

    问：《虎面》中，有描写乡村葬礼仪式上的杨喇叭，也有《鹧鸪》的主人公阿翔，带有着现代性的迷茫与无奈。对于人物的刻画，为何如此执迷？

    范墩子：要说杨喇叭这个人物，就必须提到《火箭摩托》里的张火箭。是在写完张火箭这个人物后，我才想到要去写葬礼歌手这样一个角色。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群体，他们常年活跃在乡下最不起眼的舞台上，给人们带去或快乐或悲伤的歌曲。这也是一份精神层面的营养。他们也有欢乐，有梦想，有着想去大舞台表演的幻想，但现实中他们却只能守在让人们泪流不止的葬礼舞台上。他们是村镇的一部分，更是村镇记忆的一部分。写杨喇叭、张火箭等这些人物，其实也是在写那些正在坍塌的现实。记忆会随着肉身一同死亡，但却永远也不会消逝，用小说去留住这些记忆，也是我自己写作上的追求。

    经常阅读我小说的朋友会发现，我热衷于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鹧鸪》就是描写了主人公那种恐惧的心理过程。但要谈这个小说具体表达了什么，我也谈不出来什么。我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在了小说里，解剖小说的内核是我的弱项。换句话说，我是在追求一种叙述上的现代性，这个过程包括人性上的现代性，也包括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问：你是怎么想到吸收文言笔记小说的经验来进行创作的？

    范墩子：蒲松龄是我眼里的大师级作家，《聊斋志异》在我心目中的分量，超越了四大名著。《一个将来的夜晚》是想去写未来的爱情，但我却将时间定格在了久远的上古时代。一个猎人与三个狐狸精的故事。写法上的确是想致敬古代的笔记小说，不仅仅是《聊斋志异》，也包括冯梦龙的小说。那段时间，我正着迷明清笔记小说，阅读了很多，于是也就试着去写了这样一篇。

    河南的孙方友先生是写笔记小说的高手，他的《陈州笔记》我看过一些，非常老到，烟火气息浓郁，是不可多得的好小说，遗憾的是，他多年前就去世了。韩少功也写过一些。笔记小说算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不拖沓，在很短的篇幅里，还要写出烟火味，写出奇特的想象来，这的确是不容易的。

    责任编辑：只恒文

何凯凯（95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