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畅销书写作靠近一步

    纯文学一定不会畅销吗？不会。你很容易回答。

    相似的回答：畅销书一定不是纯文学。

    早些时候，上个世纪末，这种说法用的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两个概念。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当时争论不休。有人喜欢这种说法，它可以为两种作家掩饰自身的水准：其一，我写的是严肃文学，当然不会有太多读者；其二，我写的是通俗文学，当然不会有太高的质量。

    更早的事情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有歌唱家当众演唱《下里》和《巴人》，随唱者成千上万，过一会儿再唱《阳春白雪》时，随唱的只有几十人。后世的人灵机一动，就把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把通俗与高雅的文学艺术放在了对立面上。

    如果按照受众分类，叫做小众（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看起来好一些。

    请注意，有人把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对立起来，这在形式逻辑说不通。从概念来说，严肃的反面是不严肃，通俗的反面是不通俗。同一个道理，纯文学对应的是混杂的文学，畅销书对应的是滞销书籍。这两种说法，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纯文学与畅销书，前项与后者各属于不同分类，没有必然联系，就像小说读者与单身人士，没有必然联系一样。

    它们并不排斥和对抗。它们可以相互包容、渗透、转变。

    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一些优秀作家已经走出象牙塔，向俗众的喜好靠近了一步。

    20世纪全球小说走过的路程和发生的变化，反映在中国小说上，差不多都压缩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那时的余华等人被称为先锋作家，他们在形式上创新，文字中饱含着他们亲历的思索。接下来有大环境的压制，有商品社会的制约，有生活通俗化、大众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字很快有了转变，心情和目光变得柔和了。他们不希望曾经奋斗的先锋文化因此磨灭，就借助大众化形式转为情节小说，开始记录与刻画生活。

    余华1993年的小说《活着》是这样的：

    我到处游荡，已经弄不清楚哪些村庄我曾经去过，哪些我没有去过。我走近一个村子时，常会听到孩子的喊叫：

    “那个老打呵欠的人又来啦。”

    于是村里人就知道那个会讲荤故事会唱酸曲的人又来了。其实所有的荤故事所有的酸曲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我知道他们全部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自然这也是我的兴趣。我曾经遇到一个哭泣的老人，他鼻青眼肿地坐在田埂上，满腹的悲哀使他变得十分激动，看到我走来他仰起脸哭声更为响亮。

    到了2008年的《兄弟》，余华就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异想天开，打算花上两千万美元的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游览一番。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他曾经有个相依为命的兄弟叫宋钢，这个比他大一岁、比他高出一头、忠厚倔强的宋钢三年前死了，变成了一堆骨灰，装在一个小小的木盒子里。李光头想到装着宋钢的小小骨灰盒就会感慨万千，心想一棵小树烧出来的灰也比宋钢的骨灰多。

    然后是2013年的《第七天》，余华的叙述风格又变了，成了下面的模样：

    那个时刻我走在人生的低谷里。妻子早就离我而去，一年多前父亲患上不治之症，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卖掉房屋，为了照顾病痛中的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下一个小店铺。后来父亲不辞而别，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我出让店铺，住进廉价的出租屋，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我的父亲。我走遍这个城市的所有角落，眼睛里挤满老人们的身影，唯独没有父亲的脸庞。

    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房屋，没有了店铺，我意志消沉。当我发现银行卡上的钱所剩不多时，不得不思索起了以后的生活，我才四十一岁，还有不少时光等待我去打发。

    以上片段分别来自三部小说的第一章。一般来说，第一章的叙事风格为后面定下格调，因此具有代表性，适合用来说事。你能看出来，三部小说的叙事方式越来越大众化了。

    你还会在国内外更多作家那里看到这一点：即使真有高深内容，也会以亲近大众的方式写出来。

    获得诺奖的帕慕克是个明显的例子。

    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用了吸引大众读者的凶杀案框架。在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宫廷细密画家陆续死亡，凶手是谁？苏丹命令三天内查出结果，而线索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某处。在这个框架之上，是东方的宗教和艺术排斥外来影响的争夺，是不由自主的个人命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宿命。

    帕慕克制造了一个个悬念，延续了凶杀案的故事氛围。他没有像许多西方现代小说那样，在强调叙事技巧时让人费解，而是讲述一个探案加恋爱的烂俗故事赢得众多眼球。

    他还有一部小说《黑书》，让我阅读时特别用心，生怕漏了关键词语。小说写了在七天里一个人寻找失踪妻子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丰富。表面上看它像一个侦探小说，他怀疑妻子和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私奔，那个哥哥是著名报纸的专栏作家，于是每隔一章就会出现一篇专栏文章，有传说故事、历史典故和哲理思索，其中可能藏着失踪者的信息。专栏文章还像一面扭曲的镜子，反映出其他章节中的理念与行动。

    帕慕克说这部书是他最具野心的小说，他也不确定这个故事将走向何方：这部小说迂回、循环、起伏、往返、重复，时而暂停思索，进入回忆。

    我读《黑书》时，如果没有那个像模像样的侦探故事牵着走，很可能不会那样用心，还可能不会读完。其实，帕慕克描述了平凡的温情、悲伤、失落和爱，这是全书中最为动人的部分。

    帕慕克的《黑书》写于1990年。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那个年份之后，世界上许多著名小说都用了通俗故事吸引读者，那是一个手段，也是技巧，后面是作家真正想表达的所谓意义、所谓深刻、所谓价值。

    是他们给通俗故事赋予了新的生命，还是反过来说，通俗故事给他们赋予了新的生命？

    现在进入写作练习。

    一、继续思考，你怎样看待文学作品的尊贵与卑微？

    你为什么没有写通俗小说？因为你觉得它身份很低？

    请注意，把文学粗暴地分为高雅和通俗，历来的误解太多了。比如14世纪的施耐庵写了《水浒传》，在近乎全貌的社会生态中写出了一个草莽群体，性格鲜明的有几十个人物。如果你把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对比着看，《水浒传》早于《堂吉诃德》和《鲁滨孙漂流记》几个世纪，其实是世界最早的、已经成熟的长篇小说。比如武松这个人物，其性格的一步步变化，比堂吉诃德和鲁滨孙的性格塑造更为成功。换句话说，《水浒传》的成就远高于明朝时的诗歌散文剧本，但是在人们眼里还是下里巴人。

    《堂吉诃德》和《鲁滨孙漂流记》，当时也是通俗小说。

    二、策划新的作品，写出故事梗概。

    你的参照系是高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它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同名小说。

    主人公是一位年轻银行家，含冤入狱。他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希望，寄了6年书信给政府，扩建了图书馆，为许多人升了学历，用20年时间挖通地道，逃了出去。这部小说最成功的迷人之处，是它永远在讲偶然，永远在讲例外，永远在讲奇迹，它把这个偶然、例外和奇迹，最终在一个平凡小人物身上完成。

    特邀编辑：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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