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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华栋，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等32部，系列短篇小说《社区人》《时装人》《十一种想象》等180多篇，共出版有小说、电影和建筑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各类单行本100多种。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越南文。罗晓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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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刷屏了。
在过去的一年，《北京传》《典故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故宫六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这三本新作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邱华栋、刘一达和祝勇，他们意在通过文学想象与历史书写完成城市记忆的复活与还原。城何以为城，又将如何演进，如何书写北京？与北京有着情缘的邱华栋、刘一达和祝勇在各自的写作中给出了不同的创意。
三千多年的北京城市历史，他们是这样书写的
“既然写《北京传》，我就要想到站在今天看待三千年时间轴的变化，最后落脚点还是在北京，所以我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写最近这七十年的变化。”邱华栋的《北京传》聚焦新北京：
在北京东三环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区中，矗立起一座挺拔傲岸的建筑，从北京城的多个角度望过去，都能看见它，而它也在瞭望着你。
这就是中信集团的新大厦，俗称“中国尊”，在当前全世界最高的十座建筑中，位列第八。它高达五百二十八米，地上有一百零八层，地下八层。2019年大厦全面竣工，中信集团验收后入驻此楼，中信银行、阿里巴巴集团也入驻大厦。“中国尊”由此成为北京最高的人工建筑和新地标。
……
这座“中国尊”的落成，标志着北京的建筑高度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京味儿文学作家刘一达笔下的北京历史是藏在“典故”中的：
北京城像一块四四方方的豆腐，中间是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以中轴线为界，分为东城和西城，再以东西长安街为界分为南城和北城。
按照《周易》八卦的形制，南和北、东和西所有大的建筑是相对应的，比如内城的城门，西边有阜成门，东边就有朝阳门；西边有西直门，东边就有东直门；西边有德胜门，东边就有安定门；西边有宣武门，东边就有崇文门。
……
这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中正和谐”“天人合一”的礼法观念，也使都城变得恢宏大气、井然有序。这恰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所在。
祝勇作品的标签是故宫美文：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紫禁城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紫禁城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幢幢，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紫禁城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紫禁城的真正定义。
点线交织的结构，如同一砖一瓦——这是邱华栋的《北京传》；作家的专注，学者的广博——这是祝勇的《故宫六百年》；引经据典，谈天说地——这是刘一达的《典故北京》。
三千多年的北京城市历史，他们是这样书写的。他们用一本20多万字的篇幅，完成了一项极具挑战和考验的创作任务。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描绘它的成长史与空间变化
在这三部新作出版的前后，叶兆言写了《南京传》，叶曙明写了《广州传》，孔见写了《海南岛传》，上海作家小白正在写《上海传》……谈及《北京传》的写作缘起，邱华栋坦言：“我不是写这本书的当然人选。有一次我碰到作家叶兆言，我说叶老师你是写《南京传》的不二人选，你们叶家甚至四代都是作家，而且都在南京生活，好像你写，别人都没什么可讲。像我这样的新北京人，虽然在北京也待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但是怎么样书写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触及它三千多年的历史，并不好处理，最开始真的有点蒙了，觉得应该由祝勇去写，我怎么把这个合同签了。”
“我写的是六百年，你这个要写三千年。”祝勇说。
在这样的压力下，邱华栋大概有两年时间一直在琢磨怎么写。“最开始我想写一个特别厚重的，我写了一个大纲，大纲完成以后得80万字，材料也很丰富，现在里面都没出现，比如植物、动物，比如整个下水道系统，还有一些1990年代的夜生活等，有一些更具文学性的经验。”邱华栋说。
“很多书写北京的书，它们更多写的是北京这个舞台上的人和事，但是对于舞台本身的变化不是太关注，城市作为一个空间，它作为一个生命体，它有自身的历史。” 邱华栋一下豁然开朗，“那么多写北京的书，写的都是舞台上的人和事，三千年的舞台怎么变化的，北京作为一个生命体，它三千年前在哪个点、空间有多大、它是怎么样在大地上像地基、像植物生命体慢慢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它的空间感的演变，我特别感兴趣。空间感的演变里面还有一个时间轴，时间和空间的架构出来，我形成了主章和副章的结构，就把这个事解决了。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了，空间的变化，描绘北京作为一个伟大的都城它的三千年成长史的空间变化。空间变化中的舞台上的人和事我非常有选择了，我可以少选择一点，也可以多选择一点。副章就是在一个平面时间轴的横轴上，以后可以不断添加，我现在只写了一两点，比如民国选两个小点，金代选两个小点，清朝选两个小点写一写，但这可以无限扩展，材料很丰富。所以我以这种方式一口气，一年多就写出来了。”
邱华栋坦言，为写《北京传》看了大量资料，《故宫六百年》也是参考书之一。“故宫是北京城里最不变的东西，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它也是很坚固的。这样一个人类的建筑瑰宝，是不可能变化的。”
作家的历史写作，总会有一个“我”的存在
喜欢京味儿小说的读者，都知道“晚报”的刘一达，“我16岁就到工厂当工人，接触的都是老北京。后来又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记者，骑着自行车串胡同，采访很多很多北京人，因此和北京缘分颇深。”
刘一达《典故北京》的书名就清晰地告诉人们，这本书主要是挖掘北京的故事、探索北京的传说，追根溯源，了解它的发展历程。北京的城门“门”字为何不带钩，北京的子午线在哪里，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为何有一尊铜牛，老字号“稻香村”与“稻香春”的恩怨故事等。这些内容许多都是人们“知其然”但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故事。
与刘一达一样，邱华栋也曾做过记者。刘一达的作品以地道的京味儿语言，钩沉数百年掌故人文，作为“新北京人”的邱华栋，他的写作在著名作家刘震云看来，“邱华栋的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别的作家写的是‘故’事，他写的是‘新’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就能迅速把我们刚刚看见的生活，眼巴前发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说里。”
“故”事里的你，“新”事里的他，都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在祝勇看来，与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不同，作家进入历史写作，行文之中总会有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存在。“华栋的《北京传》里面就有‘我’，尽管主角可能是萧太后，可能是完颜亮，可能是康熙、乾隆、梁思成等有各个层面历史人物在这个舞台活动，但是它始终有‘我’在。我写《故宫六百年》也有‘我’，这是不约而同的一个东西，作家始终离不开他个人的视角去看，而非纯客观的讲述一些知识。”
在博物馆里找灵感，去历史的长河中探索文物背后的价值，在城市的印记和发展中，寻找和发现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这是邱华栋、刘一达和祝勇书写北京的共同特点和写作体会。“从人的角度出发去写它，同时跟大的历史走向相结合，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祝勇说。
纸上再现一座城的三千年——邱华栋做到了。邱华栋、刘一达和祝勇，与叶兆言、叶曙明、孔见等中国文学人，以自己的担当和勇气共同书写了一部城市大书。
责任编辑：周伟
本报记者 只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