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文学回忆录

    从本质而言，无论什么样的回忆录，都是人生自传的一种写法。按照心理学家的研究，所有的自传，无不包含着自我辩护。也就是说，读者要想从自传中看到完整而真实的作者，以及作者所生存的真实世界，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拥有充分联想力和丰富想象力的作家、艺术家的自传，或他人为其所撰写的传记，是最不可信的。因此，一般，我不大看人物传记。

    法国作家纪德写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中，有这样一段话：“好多年间，我一直朦朦胧胧，莫名其妙地相信，在现实之外，在日常生活之外，在公认的生活之外，存在着自己也说不清的另外什么东西。”我知道，他是在说文学，其实也是在说他的这本自传。所谓“说不清的另外什么东西”，指的是文学，也指的是自传，或曰回忆录。这便是文学回忆录与自传或其他人生回忆录最大的不同之处。自己同样的一支笔，写作文学作品时，是在写那些“说不清的另外什么东西”，如果一切都说得清了，便不必再需要文学了；写作自传或文学回忆录时，是在诠释写作中那些“说不清的另外什么东西”，或者说力图让那些“说不清的另外什么东西”，使之能够略微说清一些，看清一些。

    因此，相比真正完整的人生回忆录或自传，文学回忆录稍微好写一些，它不过是构筑人生与文学迷津渡间的一座小桥，或一叶扁舟而已，在觅无寻处中寻得一点来路与归处。文学已经替你的人生删削大部。它可深可浅，可以用文学做人生的掩体，也可以借人生做文学的注脚。它可以以人生触摸文学，也可以借文学解读人生。它以文字为璎珞，在虚实之间勾勒出内心的一部分独白或旁白。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作家。我写作，源于自幼的喜爱，便如同树木的年轮自然而然地刻进树木之中，并非有意地雕刻成漂亮的花纹以悦己或悦人。我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稿费，如果没有地方发表和出版，我还会不会继续写作？或者说，还会不会保持一样的热情写作？我会肯定地回答自己，还是会的。我最初写作的时候，没有稿费，也没有地方发表和出版，那时候，在北大荒的猪号里，四周被一片荒原包围，我不是依然非常快乐、非常执着地写作吗？用一支从北京带来的英雄牌钢笔，用一瓶在北大荒买到的鸵鸟牌纯蓝墨水，在一个学生写作业的横格本上写下最初的文字吗？

    写作本身，是快乐的，是为自己的，是为自己内心的，并不是为稿费，为出版，为评奖，甚至是为读者的。这一直是我非常幼稚却执着的想法，写作方才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平凡琐碎，不可或缺，如同农人日复一日的农事稼穑，伐薪猎山。我不敢说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没有那样超拔的气度和理想，羞于这样的大言不惭。

    如果从我读初三时写下的第一篇文章《一幅画像》（1964年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我和姐姐争冠军》一书）印成铅字算起，我的写作生涯已经56年；如果从我在北大荒猪号里写下的散文《照相》（刊发于1972年《黑龙江文艺》复刊号）算起，我的写作生涯48年； 如果从我返城回京写的小说《玉雕记》（刊发于1978年第四期《人民文学》）算起，我的写作生涯42年。年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起码占有人生大半。在这样长的写作生涯里，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获得过很多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无私而真诚的扶携相助。独木不成林，没有这些人，便没有我的文学，也构不成我的回忆。

    因为缺少宗教的传统，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一直有意或无意地规避或剪裁，我们更缺乏明晰的忏悔意识。我们的回忆，便显得十分容易，顺风顺水，轻舟万里，畅快而惬意。我们更多愿意书写过五关斩六将而鲜有走麦城，甚至愿意为自己头顶频加枯萎的桂冠，将泥沼烂泥塘抒写成席梦思软床。所以，肖斯塔科维奇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开宗明义道：“追忆往事，十分困难；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他讽刺那些“说谎像见证人一样的”人和他们的回忆录。

    这应该是回忆录的基本准则。或许，我做不到，但我应该努力。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中第一句话说：“用第三人称把自己伪装起来，这始终是一种诱惑。”我以为，格拉斯说的是自己，也是对这种回忆录的一种警觉和戒备。所以，他才能够在这本回忆录里，不用置之度外的第三人称来遮掩或回避自己，层层叠叠剥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有意或无意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颤动于心。以致他甚至这样说自己：“还有什么深藏不露的事，难为情咽下肚的事，不断改变装束的秘密？还有什么像虱子卵粘在阴囊毛上？千言万语回避的言语。思想的碎片。让你隐隐作痛的事，依然隐隐作痛？”

    是的，这样很难，我根本做不到。纪德在他的自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回忆录永远只能做到半真诚，不管你多么关心真实，因为一切总是比你说出来的更复杂。”我这样要求自己，即使只能做到半真诚，也要尽可能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回忆。

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