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的传奇

    对于如何界定“小说”，马识途有这样的说法——“我不想加入这样的争论，我现在倒乐意于被开革出小说的教门，而跻身于‘说书人’之列，把自己的作品直称为‘故事’（或者按四川话叫‘龙门阵’）而不以为羞。”他还说：“于是我使用摆龙门阵的方法写起我的小说来，尽量把民间艺人的长处，吸收到我的作品里去，甚至我乐意把我写的某些革命斗争故事叫作‘新评书’或者‘新传奇’。”

    这种说法让人想起赵树理曾经在他晚年的文学作品《卖烟叶》中就此专论——“现在我国南方的农村，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增加了 ‘说故事’一个项目。那种场面我还没有亲自参加过，据说那种‘说法’类似说评书，却比评书说得简单一点，内容则多取材于现在流行的新小说。我觉得‘故事’‘评书’‘小说’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用评书形式写成的《水浒传》，一向被称为‘小说’‘读了 《水浒传》的人向没有读过的人叙述起这书的内容来，就又变成了‘说故事’。”

    赵树理所未亲见南方农村文化娱乐活动“说故事”，就是马识途所说的“摆龙门阵”吧。从1942年开始酝酿《夜谭十记》，到2020年收官之作《夜谭续记》，在马识途的创作生涯中，他自觉将自己看作是“说书人”，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突破了小说的边界。

    为了将说书人的角色扮演彻底，在《夜谭十记》和《夜谭续记》中，马识途精心构设了一个书场的空间，并选择说书人与听众。《夜谭十记》中的说书场建构在“冷板凳会”的基础上。这个“冷板凳会”的成员，都是在这个衙门那个公署混过十年二十年事的小科员，听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有资格将他们所听过的故事一一道来。他们约定，在每月的初二和十六两天，在上灯时刻，依据年龄大小到各家做客。主人以冷板凳和茶作为招待，偶尔有“烧老二”和盐黄豆以助谈兴。

    到了《夜谭续记》，“冷板凳会”一变而为龙门阵茶会，除了“冷板凳会”剩下的成员以外，已过世的人的后代也加入进来。作为拥有共同的职业身份和大致相同道德立场的人，他们既是说书人，又是听众。有意思的是，在开篇缘起，作者假会长李老之口对于故事有严格限定。“我们本不想言之于口，笔之于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更不敢去针砭时弊，妄断是非。至于振聋发聩，犯上作乱，更不是我们的旨意。”那么，旨意何为呢？即“混时光，消永夜”。这些“故事”，显然不同于孤独的小说作者，它不呈现生命的困惑，它只分享经验，以及由经验而来的道德教诲。从这个意义上说，马识途与赵树理虽然都追求“评书体”，但旨趣并不尽然相同。赵树理追求的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而《夜谭十记》和《夜谭续记》由于穿越了漫长的时间，并不以一时一地的政治作为写作动力，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世道人心。

    说书人植根于经验。经验，是一个故事最核心的东西。“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思的源泉。”“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在《夜谭续记》里，我们常常能捕捉到马识途本人经验的灵光闪现。比如，在《重逢记》里，革命者江薇与许立言因为战争失散，连襁褓中的女儿也不知去向。许立言以为江薇已经牺牲，找到女儿许晓薇，重新组成了家庭。江薇却并没有死，她领养了战友的儿子，抚养成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江薇与女儿许晓薇偶然相遇。大家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鼓励许晓薇来到江薇身边求学，直到许晓薇以媳妇的身份，与江薇重续母女情。革命者的无私、圣洁、体贴他人，朴素无华，感人至深。这让人想起马识途自己的经验。他的女儿在湖北恩施生下来才一个月，就随妈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妈妈牺牲了，孩子下落不明。马识途找了二十年，没有找到，后来专案组找了一年半，才在武汉找到女儿。革命者在动荡的岁月中失去至亲，随后又重逢的故事，本身具有传奇性，因为附着了说书人本人的经验，就有了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夜谭续记》及其他小说，是动荡时代生活的显影，格外珍贵。

    既然是讲故事，故事就必然具有某种重复性，或者说，是一个故事的不同变体。《夜谭续记》上卷中以旧社会为背景的五个故事，大致可以看作是大老爷的故事。

    说是大老爷，其实一点都不老，不过都是四川乡绅的儿子，正是二十多岁。故事是民间故事的讲法，有兄弟阋于墙，有才子佳人，有忠仆义主，讲的无非是惩恶扬善。由于故事大多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正是传统乡村的伦理秩序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这些大老爷的故事让人得以窥见士绅是如何艰难转型的。

    《狐精记》中的二老爷之所以要去上海读书，是因为赵老太爷担心自家大儿子为了继承全部财产加害于他，于是送他远走高飞。《借种记》里的黄小宝，之所以要离乡，一来是因为黄老太爷的匮乏感，觉得自己家虽然有田有地，有金有银，但人家总认为他是“土老肥”，固然可以横行乡里，却在城里打不开局面，二来是担心儿子在鸦片烟的盛行中染上嗜好，要把他送出川到大码头又禁烟的地方。由此看来，此时，乡村的文化资本已经很难形成自给自足的局面。科举制不复存在以后，本地的乡绅很难获得合法性证明，他们迫切需要将子侄送到大城市，通过外面世界来赋予乡村世界以权威。所以，黄小宝学成归来以后，他的毕业证书、成绩单是要贴在堂屋两边壁头上，同“天地君亲师之神位”的神牌，开山祖公的画像等并置的。这个杂糅了前现代和现代的世界，恰恰是乡村转型期间的真实写照。黄小宝的返乡之行也恰可映现出这一点。

    在外面叫作大先生的黄小宝，回了家仍然叫作大老爷了，传统以这种方式顽固地显示它自身。受过城市文明洗礼的黄小宝，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却遭遇了乡人的议论。他也同样不适应乡村。在他看来，一切陈设和摆放都是老古板的。他需要从城里带回来的留声机，来强化他的文化优越感。黄老太爷固然也对此不以为然，但是当听到黄小宝说这是科学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了。由此看来，科学已经占据了之前权威倒塌之后的空位，具有了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而黄小宝等年轻的大老爷们正是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摆渡人。这些摆渡人在城市里又会遭遇什么呢？他们面对城市的光怪陆离，无不为之目眩神移，迫不及待地要融入其中，却往往被骗到一个类似于《围城》里的克莱登大学之类的地方，拿张假文凭，骗自己，也骗乡人。运气好的，如《狐精记》里的赵进义二少爷，碰到红颜知己，从此发愤图强，在城市站稳脚跟，对乡村有所回馈。而像黄小宝这样的纨绔子弟，早晚也会携带从乡村聚集的财富，举家迁往成都。所谓乡绅的历史命运，大抵如此。如果联想起当下文学中对于乡绅的道德化、理想化描绘，大概会会心，马识途所描绘的集“民望”与“乡殃”一体的形象，大概更接近事实吧。

    说书人，还落在“说”上。在马识途的小说中，声音是格外重要的元素。读《夜谭十记》和《夜谭续记》，普通读者大约都会留心到四川方言的密集运用。方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一种表征形式，在说书人和听讲人形成了独特的沟通渠道，同时，还强化了四川这一地方文化的成员对自我、对他人、对地方的认同与理解。四川话特有的幽默、泼辣、爽利，在某种程度上形构了小说的美学风格。声音往往同讲话人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紧密相连。十个旧社会的坐冷板凳的小科员，谈天说地摆龙门阵，当然用的是四川话，正如有研究者所发现的，“它（方言）唤起的不仅是特定地区的乡土羁绊与精神共鸣，更是对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认同。”及至到了下卷“夜谭新记”的部分，讲述知识青年、革命干部的故事，方言的成分就逐渐淡了，甚至《方圆记》就是一篇用书面语完成的小说。方言在《夜谭续记》的逐渐淡出，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时代的声音光景。

    行文至此，不妨补记一二。“说书人”的文化血脉其实一直潜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偶露峥嵘。金宇澄就曾经如此表白自己的心声，“我的初衷，是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先生在台上说，发现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舱，或小客栈菜油灯下，连夜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是否能这样说，小说作者的心里，也应有自己的读者群，真诚为他们服务，心存敬畏。”年轻一代作家也屡屡表达对于故事的忠诚。虽然这“书”的内容或许因时代而异，赵树理、马识途等老一辈说书人或许会感到宽慰：吾道不孤。

    责任编辑：只恒文

岳雯（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