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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前几天，收到一封来自西南山区的挂号信。褶皱蜡黄的邮票，在白炽灯下模糊不清，一看就是在路上漂泊太久。我读着信，回想起大学即将毕业之时，我跑到西南山区实践学习的日子。
这是我走下通勤车的第一印象：四周没几个人，远方山连着山，山上面飘着几朵白云。这时，一个看似五十来岁的老农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三个身高不一的碎娃子。他上来就跟我握手，好像在说：“高老师，欢迎你来，我等你好几天了。”
老农很兴奋，手一直拍打着我的肩膀，冲着我笑，让我很不自然。在老农带领下，来到了一座山村房子前。老农招呼我进屋，也招呼孩子们坐下。饭桌上有早已准备好的饭菜：鸡蛋炒野菜，胡萝卜炒蘑菇，黄灿灿的发面饼，一大盆疙瘩汤。我从攀谈中得知，这老农是村主任，三个孩子是他家里的孩子。
村主任问我：“喜欢这里吗？”
“这个地方空气好。”
村主任苦笑道：“人不好吗？”
我感觉说错话了，忙要解释。不料，村主任哈哈大笑道：“以前，我接待了好几批像你一样的大学生，能理解你的想法。”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被看穿了，内心莫名紧张，只能不停地与村主任喝酒，不知喝了几杯。
再次醒来，已是第二天日上三竿。我隐约闻到了香味，那香味促使我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躺在炕上，一条只有蓝白两种颜色的床单下，铺着几张旧报纸，不过都是新换的。
我向屋外走去，没想到跟门框碰了一下。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喊道：“大侄子醒了？昨天听你叔说，你喝多了。”我明白了这是村主任的妻子，便喊了声：“婶子，您好。”
“大侄子，你先吃，这只鸡是我昨天特意去邻村买的，肉美得很，快吃吧，不等你叔了。”接着，她不由分说把我按在了石桌前坐下，又舀了一大碗鸡汤，端上了一大盆鸡肉。
村主任回来了，顾不上吃饭，就拉着我的手往门外走。“高老师，美得很，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只听见身后婶子骂道：“死老头子，你不让人家娃歇一下。”
我们走了约莫半小时，来到一座小屋前，推开门我愣住了。屋里摆放着五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年龄不同的孩子，村主任家的孩子也在。村主任说：“高老师，知道你来，我和娃娃们把咱们学校收拾了。你看着美着咧。”
我才明白，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学校。我走上讲台，一口气说了很多。孩子们死死盯着我，也不知道听没听懂。等我讲到口干舌燥，才让孩子们休息一下。村主任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连连说：“高老师讲得好，谢谢啦，谢谢啦。”我瞬间感觉到肩膀沉重，一种很有分量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回家的路上，一向乐观的村主任突然严肃地问我：“高老师，你们城里的娃娃是不是都上大学呀？”我不知所措，只能“嗯”了一声。
他再也没有说话，只是喃喃自语：“我们这些娃娃也应该上大学，就是这地方......”我这才明白他着急让我进教室的原因，为了大山深处渴望知识的孩子们着急。
我本想安慰他几句，可是我发现他眼睛泛红，眼角里面有泪水打圈，就无法开口，只能转移话题，指向远方的落日说：“村主任，您快看，今天的夕阳真好看，明天早上的日出一定会更好看。”
村主任看了一下我，又看着远方徐徐落下的夕阳，说道：“高老师说话就是有水平，说得好，明天早上的日出一定更好看。”
我们加快了脚步，去追赶在前面奔跑回家的孩子们。此刻，我明白孩子们才是这个大山深处的希望，而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保护好这些希望，让这些希望发芽、茁壮生长、开花结果。
村主任每天都准时叫我起床吃饭，他也跟着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学习，有时候婶子也去。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也到了我要离开的时刻。
离开前一天，村主任把其他孩子的家长都叫过来为我送行，感动得我一个人在深夜里，趴在被窝哭得稀里哗啦。
第二天我刚走出屋，发现村主任和婶子起得比我还早。他们和三个孩子早已在门口等我。村主任上前拉着我坐在石桌前：“高老师吃饭吃饭，吃完饭再说，不着急。”孩子们围着桌子吃饭，闷闷不乐，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婶子插话道：“大侄子，吃饭吧，今天包的野菜鸡肉馅饺子，你多吃点，上车饺子下车面。”婶子眼圈里泪水打转，转过头去，不再说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强忍着泪水，坐上通勤车，从车窗探出脑袋，向村主任、婶子、送行的街坊邻居挥手作别。孩子们追着车跑，无奈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我把信件装回信封，轻轻抚摸着它，放任泪水落下，放任自己一个刚强的汉子，再次感受这刻骨铭心的经历。
特邀编辑：董学仁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教师 高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