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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指向五点半，天微黑，缀着繁星。
林玲到了宿舍楼，已经有努力的孩子，开始起床，她想早起的鸟儿总是幸运的。一间一间的宿舍亮起白色刺眼的灯光，仿佛一颗一颗开始发光的小太阳，照耀着未来的路。
这里是女中，这些孩子都是大山里人家的女孩子。她在这里办学已经二十年了，女孩子们在这里是为了飞出去，而林老师在这里是为了这些女孩子们拼一条路，一条飞出去的路。
五点四十，大多数女孩子都从宿舍下来了，见到她都跟她打招呼，她微微笑着对这些青涩害羞的小鸟儿们说：“快去吃早饭吧。”看着她们一个个从身边跑过，为了节省时间拿着包子、馒头站在走廊上看书，不愿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那时，还没有女中，许多人家也没有让女孩子读书的想法。女孩子在家也是一大劳动力，五六岁的年纪，递个盐巴，扫个地，送个东西，到了八九岁站上个小凳子就可以给大人烧饭了。但因为九年义务教育，许多人家经不住老村主任的走访劝说，只好让她们去读个小学，识了字也算有了学历，彩礼钱好歹高一点。
村里办的小学很简陋，在半山腰上的几间草屋，走进里面便可以看到斑驳的墙上面还有几个泥泞的脚印，歪歪斜斜，缺胳膊少腿，一坐就咯吱作响的桌椅。
她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用个塑料袋子装着老师发的纸笔，跑到同村的小姐妹小慧家里，一起约着上学，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唱山歌，一阵阵的笑声，好像还在昨天。
读到五年级之后，好多男孩子在父母的劝说下，都选择退学。他们已经认识一些字，比他们的父辈好太多了，毕竟还是要子承父业，回家种田；女孩子也回家帮忙，只等年龄一到，彩礼一收，转眼嫁人。这里的孩子很少有人走出去。有人走出去，也不再回来，剩下的也不知道外面什么样，他们也不渴望出去。因为退学的人太多，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学校老师也只好收拾东西走人。走之前，摸了摸林玲的头，看着这个来得最早、回得最晚、作业完成最认真、每次上课都用亮晶晶的眼睛盯着他的女孩子，他湿了眼眶。他把自己的书、教案一股脑儿的全都送给她，不管她看不看得懂，叮嘱她说：“每天都要读书复习，一年后一定要跟村主任说你要去县上参加小升初考试。”
林玲抬起头来看着老师，疑惑地说：“为什么？”
老师握住她瘦瘦小小的肩膀，半蹲下来平视她：“你还小，还不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记住老师的话，一定要读书！不管别人怎么说，一定要读书！”
老师便追上前面的牛车走了。
终于上了初中，这其中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她在中学里靠着村里的补贴，交上了学费。还记得冬天的时候，趁着那一点休息的时间，在自来水管那里匆匆洗个头，现在那种冷得头皮发麻的感觉闭着眼睛都能想起。她一直都比别人苦，从不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她比谁都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她知道爸妈不支持她继续读下去，她知道村里有人质疑说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她知道村主任每次去县里给她要贫困金的难处。
她都知道。
所以从不敢放松一刻，时时刻刻把自己像一根绷紧至极的皮筋。
家离这里十几公里，她很少回家，暑假别人都高高兴兴回家，她待在空无一人的学校，靠着面包、干馒头充饥，偶尔有好心老师的接济，但日日夜夜陪伴她最深的只有书。
努力是不会骗人的，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亦喜亦忧。喜的是她终于明白了当时支教老师的意思。唯有读书才能走出来，这句话没人比她理解得更深刻。
回到家，她跟父母提了一下高中的学费。
父亲坐在堂屋里抽着烟不说话。
母亲看着她说：“你成绩这么好，我也乐意支持你读下去，可学费，你也知道家里的情况，还要给你弟弟娶媳妇，只能你自己想办法。”
她看了看还在襁褓中的弟弟，缓慢又无力地点了点头：“我知道的。”
早就知道的。
月凉如水，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姐妹小琴才十五岁就要嫁为人妇；想她的父母；想她自己；想未来的路……她开始对当初的坚定不移产生了怀疑，在走廊上背书背到吐，她没有哭；凌晨就着厕所的灯光看书看到头晕眼花，她没有退缩；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她没有放弃；三年来从未有一刻放松自己，她没有叫苦。可现在，躺在角落听着身旁亲人的呼噜声，她突然哭得不能自已，紧紧地捂住嘴，只让眼泪随意地流，她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放纵自己的软弱。
初晨的一抹微光映在天边时，她已经起床，收拾好自己，背着包从家出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这里好像人人都是阻力，明明在其他地方，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里，在这座大山里的居民看来却是惊世骇俗，她不明白！她不甘心！她要走！
来到老村主任家，开了证明，老村主任叹了口气却仍拉着牛车将她送到县里：“你成绩这么好，我一定去找县里说说，给你争取奖助学金。”明明忍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她缓慢地说：“好，谢谢您。”
没有人知道她此刻内心的感受。老村长五六十岁的年纪，头发花白，却眼神清明，总是佝偻着的腰，在这一刻好似挺得笔直，用布满粗糙纹路的手，摸了摸她的头，笑了笑说：“不用谢，应该的，孩子。”
这成了她这辈子再也忘不了的情景。
（未完待续）
特邀编辑：董学仁
云南师范大学学生 朱振萍（2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