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牙婶子本来不豁牙,年轻时有一口好牙,吃东西和做事一样,干脆利落,风风火火的。只是后来生孩子,生了大妮儿又生闻子,再生了二妮儿和杰子,牙齿就在生产的间隙里一个接一个地掉了,就好像生孩子一样,瓜熟蒂落。
牙齿掉了许多,性子就慢慢敦厚起来。许多人叫她“豁牙子”,小孩子则叫她“豁牙婶子”,她付之一笑,泰然处之。
豁牙婶子年轻时是个大胆的人物。小山村里,外出务工的讯息像麦秸灰堆里一闪一闪的火星子,而她的心是一蓬干草。许多人游移不定、尚在观望的时候,她就辞别群山环抱的小村,来到天津。
从北方来到北方,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也没有那么多变化。最初,她在大棚里给人拔菜,一天15块钱不管饭。她带着俩馒头,就着地里的大葱度过了那些陌生的日子。后来,这个城市飞速发展,她就有了许多零零碎碎的机会。那时候,一块碎玻璃、一个汽水瓶、一枚螺母,对她都是珍贵的。等她拥有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她干脆用线拴了一块吸铁石,系在车后座上,跟着她一路蹦蹦跳跳,总有收获。
日子像老家山上的小溪水一样漫溯。她结了婚,丈夫是她的同乡,生了孩子,乌黑的头发慢慢失去光泽,她的手像老家的田垄一样,展现出岁月犁过的痕迹。同乡人、异乡人,来了走,走了来。她的姓名就这样遗失了,大家叫她“豁牙子”或者“豁牙婶子”。在一项又一项零工和零活儿里,她手里的钱像跳动的心脏一样,舒展又收缩,可是对于她自己来说,那是一颗凝固的心脏,永远处在紧缩的状态。她的丈夫去世了,孩子长大了,出嫁了(也嫁给她们自己的同乡),娶媳妇了……
婆婆并不好做,有两个儿媳妇的婆婆更不好做。在儿媳妇眼里,她是一架永远端不平的天平,永远倾向不属于自己的那一端。儿媳妇成不了“女儿”,但儿子们却变成了“女婿”。零活儿依旧是要干的,而钱却更紧缩了。不仅如此,豁牙婶子还增加了许多无意义的工作和争吵。比如多给谁看了一天孩子,另一个就必定要愤愤不平,叫她把洗干净的衣服和尿褯子再洗一遍。
年龄再大一点,等她和大家一起,站在大马路边杨柳树下等着货车停下喊人时,年轻人抢着爬上后车厢,她挤不动了;或者好不容易挤上去,人家摆摆手,她就只好下来。零活儿市场再也不肯青睐对于体力活儿有经验的豁牙婶子了。
总之,豁牙婶子回到了当年那个小山村,小山村的风景依旧,只是山路好了,房子新了。正是夏末秋初,天空澄澈高远,蓝得像一块玻璃,白云悠悠。蜿蜒的山路起伏如白色波涛,时不时抛出一树明艳的柿子或者一块青翠的萝卜地。浅浅的小溪生长着丝带一样驯服的水草,流水顺着地势穿过田地和一团团小村,处处留下润泽的痕迹。各色的月季花、菊花、步步高粗服蓬头、不甘寂寞、闹闹哄哄,挤在人家的房前屋后。
就像她当年出走一样,没有同伴也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唯一不一样的,豁牙婶子带回去一沓照片,那是她大半辈子的成果。
酱色的玻璃画框里夹着一张张大大小小的照片,年轻的,年老的,小孩子,中年人,彩色的,黑白的,闪着笑的,绷着脸的,挂着泪的……
明明是静态的人物,却在画框里挨挨挤挤,吵吵闹闹。豁牙婶子长久地凝望着画框,分不清哪里是照片,哪里是现实。画框里是热热闹闹,欢腾争吵着的一个大家庭,玻璃对面是安静凝固的一个中年末尾儿老年开头的妇女,平静的无言的,比照片更像照片。
大多数时候她觉得满足,玻璃画框里的每一个生命,都和她有关:她是儿媳,妻子,母亲,婆婆,奶奶,姥姥,她是这个大家庭的孕育者,是蛛丝最开始的那个线头。有时候她也觉得孤独,一幢老房子,深深的屋子,阳光也投不进去。
很多年没有赶过的会,很多年没有赶过的集,人声鼎沸。偶尔豁牙婶子也去凑凑热闹。
除了生活必需品,她很少买什么,尽管有时摊主看她是个老妈妈,拼命向她吆喝一些碟片。但是豁牙婶子对那些关于小姨子和姐夫、婆婆和儿媳的地方戏不感兴趣。不过有一次,豁牙婶子买了个不是必需品也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美丽的老式滚珠唇油,透明的小手指头大小的一瓶,里面凝着一根艳梅红的细羽毛。她用不着,只是把它摆在放玻璃画框的那张老桌子上,偶尔看一看。
豁牙婶子常常坐在大门口剥花生、剥青皮核桃、晒芋头干。饱满的花生使人看了心情愉快,而瘪瘪的花生很甜,是一种积累了萎缩了的甜。太阳照着她的腿脚和皴裂的手,她就那么慢慢地,一颗一颗地剥。
南山苍苍,日影长长。
责任编辑:龚蓉梅
宿迁学院学生 李知予(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