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北京作家”

    谈起北京，人们常常会想到气势磅礴的故宫、独具风味的京腔、各式各样的老北京小吃以及那条贯穿整个北京城的中轴线。在北京城，几乎所有能叫得出名字的古建筑遗址和现代大型建筑都是依照这条特殊的线而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这条地理意义上的中轴线也构成了属于北京的一套独具特色的故事体系。

    近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出版集团主办，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承办“赓续京华文脉  创作时代精品”第八届北京文学论坛在京召开，就如何繁荣发展新时代文学精品，继承和发扬北京优秀文学传统，促进北京文学多维度发展等进行深入讨论。

    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北京城在文学上其实也有着一条中轴线，也就是所谓“文脉”。从晚清《红楼梦》用带有北京方位信息的官话来进行文学创作，到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再到以老舍《龙须沟》《茶馆》为代表的京味小说，浓浓的北京味道逐步与时代的浪潮联系起来，形成了独具地方和时代特色的京味文学。

    时代在发展，文学在进步，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延续和继承北京文脉的基础上，展现新时代的北京、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精品，是文学创作者们努力探讨和追求的方向。

    北京叙事、北京文脉要沿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拓展

    从概念上来讲，“京华文脉”与“北京文脉”的含义并不相同，在北京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解玺璋看来，“京华”是中华所有故都京城的名字，而不再仅仅是北京这个具象的地点。在时空的维度上，文学是京华文脉得益赓续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诗歌、散文，各种文学的表达、书写，对于文脉而言是一种延续。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看来，作为京文化的中轴线，京华文脉有着两个范畴上的意义。其一是广义上的京华文脉，它包含所有在北京生活的、写作的活动，也包含所有在北京生活和写作的作家，“有些作家可能曾经在北京后来去了外地，他也应该在广义上归于京华文脉的其中一分子”。其二是狭义上的京华文脉，指的是地方性意义上的北京文脉，“因为所有在北京居住的、生活的、创作的、活动的这些作家，有的是写北京的，有的是写地域特点没有那么清晰的，比如宁肯老师，可能他写西藏，写外地，这也算是北京的文学版图”。

    “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性的彰显，当然这个彰显也不是从当代开始的。老舍当然是真正的京味文学的开创者，因为他使用北京的语言，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张清华说。

    从社会影响力上来讲，老舍和北京是互相成就的，北京的生活成就了老舍，老舍也用他的文学给大众呈现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北京。没有老舍，我们可能现在都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北京书写、什么是北京叙事。对此，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老舍把北京写活了，他把北京的日常生活，把北京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搬到他的小说里，搬到话剧的舞台上，北京文化以全息的形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他的舞台上和小说中，这是一个活的博物馆。”

    正如孟繁华所说，文学实际上是最好的博物馆。假如我们要研究明代历史，在《明史》里面找到的都是一些又老又僵硬的历史事件，但是如果我们翻开《金瓶梅》，明代的社会生活就跃然纸上，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文学对于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的截面承载，是全息且鲜活的。

    对于京味文学来说，除了极具代表意义的老舍，作家徐坤在20世纪90年代初敏锐地抓住了先锋艺术在北京的活动，灵敏地意识到在北京发生的新思潮，并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世纪之交以后，徐则臣、石一枫等很多青年作家发觉到了大规模的京漂人群，更多地关注那些在社会边缘地带游走的人群。以他们为代表的作家，拓展了京华文脉的内涵和京味文学的空间。

    “北京叙事、北京文脉要沿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拓展，不断实现它的多样性，但是它的内在灵魂依然是地道的北京味、地道的地方性。”张清华说。

    京味作家的重点不在“京”字，而在“味儿”上

    谈起京味文学的特质，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为北京文化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不过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极具特色的京派文学，实际上写作的内容却不全是北京，其代表作家也不尽是北京出身。

    北京出身的作家写北京，实际上就是在写家乡。北京作为大都市，容纳了来自各地的人才，实际上在潜移默化中便将整个世界的面貌打开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认为，北京文学有两面，一面是乡土性，写本地的风俗风貌；另外一面恰恰是侨寓，因为侨寓可以把北京文学书写的范畴推广到北京以外，乃至推广到中国以外。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的本土作家大多热衷于北京生活的书写，特别是老舍，诸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正红旗下》等作品被人们津津乐道。特别是《茶馆》和《龙须沟》，以戏剧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为人们所熟知。《茶馆》是70多年以来书写北京生活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特别是在戏剧领域，每年的开院大戏永远是《茶馆》，《茶馆》演出的主角换了好几茬，但是迷《茶馆》的这些观众，无论什么时候演《茶馆》都会到场。

    除了本土作家之外，北京文化本身所带有的鲜明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全国各地很多优秀作家、文艺家都先后来到北京。“很多作家虽然从外地来到北京，像京派作家沈从文、汪曾祺，如果他们没有在北京的经验，没有北京的生活去照亮他们过去的生活，他们要想写出后来的这些经典作品是不可能的事。”孟繁华说。

    “京味作家的重点不在‘京’字，而在‘味儿’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刚认为，“在今天北京这个地方，北京人也好，外来人也好，外国人也好，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如何用文学把它塑造出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文艺作品的话，就不存在味儿不味儿、京不京的问题”。

    北京这座大都市代表着中国的古老与现代，如何来挖掘这个城市新的形象、新的语言、新的人物，同时来保持它与时代的密切联系，代表中国的某种特点，是当代京味作家亟待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在守正创新中创作时代的文学

    随着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徐刚判断，“京味儿”在文学作品中的味道正在逐渐变淡，有一点难以为继的意思。在他看来，这种京味难以为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京味所承载的社会生活已经消失了，比如过去我们谈胡同、四合院，这样一些邻里的生活方式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了；第二，今天的作家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以土生土长的作家为主了，而是所谓的“新北京作家”。

    “如果我们把京味视为在写作意义上的京华文脉的题中之义的话，今天的新北京作家对于京味不再是那么感兴趣。所以今天的新北京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赓续京华文脉没有那么大的责任，至少不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徐刚说。

    值得思考的是，所谓的“新北京作家”究竟新在哪儿？徐刚认为，它已然失去了过去我们从地域文化角度来定义北京文学的抓手，“比如我们今天不再强调一定写所谓的京腔、京韵，不再写所谓老的北京文化精神。老北京人讲老礼儿，不再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挖掘北京的文学，不再把它定义在狭小的所谓地域文化的北京文学中，我们今天的北京文学是超地域性的”。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北京和中国、和民族想象、和中华民族的近代文明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它有着涌动的文脉，同时它也不断创造出具有创新的文艺文本和作品。从庄严肃穆的故宫到双奥之城的体育赛事，北京始终走在中华文化创新性的前面，同时又将古老的中华文化，包括胡同文化、皇朝文化、士大夫文化等，都转化为现代的形式，从而让更多人接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感叹：“每当我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经过这个老城的时候，都会思考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够这样源远流长？因为我们是有根的文化，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它永远给我们一种依恋感和宁静感。从古代到现代，北京的文化、北京的文学空间的确体现出了文艺的创新性。”

    “我相信京华文脉能够获得生机，就在于它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是守旧但是不复古。我们一定要把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视作‘传家宝’，传承和转化给更多的人。”李蔚超如是说。

    责任编辑：周伟 谢宛霏

实习生 惠子月 本报记者 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