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汀：“水落石出”只是一个路标

    一场命运的嘲弄，让童年就被过继的哥哥，经过两次交换，阴差阳错变成了弟弟。当他再次回归原生家庭，却始终无法再找回原本的位置，彻彻底底变成了局外人。兄弟俩互相艳羡着走完了童年，在经历了人生的辛酸锤炼后，成了两个破碎的中年人。

    时代瞬息万变，命运却无法转圜。在充满变数的火热时代下，兄弟俩继续着被迫互换的荒诞人生。当小人物的命运被偶然的浪潮拍打，最终沉淀下来，在忙碌了大半辈子之后，他们得以在人生路上稍作休息，回忆起童年至今种种，梳理兄弟俩的前半生。

    “原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人间事，悲欣交集。”谈起《水落石出》这个题目，作家刘汀引用了苏轼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不过，这部小说中讲述的故事并不能简单地用“水落石出”这个成语的本意来概括，恰恰相反，小说里最为重要的是其溢出的部分和隐藏的部分。“‘水落石出’只是一个路标，指向人物和故事的深处，绝不是终点。”刘汀说。

    每个人都只能过自己的那份人生

    《水落石出》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句看似十分荒谬的话——“我比我弟弟小两岁”。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足以形成戏剧张力的悖论和矛盾性，而把它变成小说，则需要足够多的细节来补充，使得它在故事上和生活逻辑上都必须是“合法”的。“也就是如何让‘我比我弟弟小两岁’这句话合情合理地成立，且能由此生发出他们各自独立又互相纠缠的人生。”刘汀说。

    命运是不可选择的，每个人都只能过自己的那份人生，兄弟俩互相艳羡着走完了童年，在经历不同的人生抉择之后，度过了互换的大半生。但其实，兄弟俩有着各自的幸运，也有各自的不幸。

    《水落石出》中，梁为民本来是梁建成的亲生儿子，因为父母超生，就过继给了大伯梁建章；没想到几年后，大伯家亲生儿子出生了，梁为民又被退回来了。本来是哥哥的他，却因为“回家回得”晚了，上户口上得迟了，哥哥成了弟弟。梁为民的不幸在于，他付出了全部的努力，却没能过上普通的生活。当他一开始被送到伯伯家时，过的仿佛就是理想生活，但很可惜这种理想生活转眼即逝，并且成为后来“不理想生活”的重要缘由。等他重新回到家里，他可能会觉得弟弟梁卫国过的才是理想的生活。只有若干年之后，两兄弟历尽沧桑，才会发现他们原来是彼此羡慕，此之窘迫，彼之理想，你之蜜糖，我之砒霜。但其实，所谓理想中的“普通生活”，很可能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别人的生活”来判断自己的生活的，他人即坐标，标识出我们在群体、社会中的位置。我们所置身的大时代瞬息万变，其实就已经决定了普通人的际遇带有十足的偶然性。“偶然性只是针对梁为民这个人物而言的，但是对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史而言，出现梁为民这样的人物则是必然的。茫茫人海中，一定有一个梁为民，也一定有一个梁卫国。”刘汀说。

    伴随着小说的结束，一切都“水落石出”，一切问题似乎都有了答案。梁为民掸掉了人生前半程的烟灰，虽然锣音未消，但有言无尽的意味在空中浮动。半生坎坷的他，已经学会举重若轻地将人到中年事事哀的情绪，随烟灰一起弹掉了。正如他在朋友圈签名里写到的“刚刚好”，因为无法更好，所以只能刚刚好，这其实也是他给自己的一个交代，一种释然，一种自我保护和安慰。

    人不可能把自己从过去中择出来

    四年的时间，除了搜集素材和构思情节，刘汀所做的另一项准备便是回归个人成长和生活经验。小说中出现的很多场景和细节其实都是他在童年、少年时期所亲身经历的，“比如这里面重要的场景‘水帘洞’，在距我老家七八十公里的地方，的确有一个被称为‘水帘洞’的地方，也的确发生过民众去‘接圣水’的事情”。

    刘汀对“故乡”这个记忆中的地方更多的是怀念，而对于梁为民而言，乡村生活带给他的，除了因错乱而产生的伤痛，亦有与侄儿们之间的深厚亲情。对于故乡的感情，梁为民或许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恋”还是“怨”，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人物才具有了复杂性。

    梁为民漂泊半生之后，必须给自己找到“生活的支点”，他这样的人，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也不可能忽然间遇到红颜知己、心灵伴侣，所以他唯一的内心归宿只能是家庭。“当然，这个家庭并非是原始家庭，而是指向一种未来的心的家庭秩序，在小说的结尾，梁为民的父亲去世，他成了整个家族的家长，这是他在这个阶段安放自己的最恰当位置。”刘汀说。

    在刘汀看来，人永远不可能把自己从过去中择出来，梁为民是如此，作家亦是如此。童年和少年时期在乡村长大的经历，让他眼中最初的世界，便是由乡村的山水和人事关系组成的。这十几年的经历塑造了他最基础的认知世界和理解自我的方式。乡村生活对他而言，已然成为他全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石。

    “如今，我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乡村生活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也见识过许多人和事，然后发现人类生活中的基本原理仍然是那些，乡村社会的伦理和生存哲学，在城市里一样通用。”刘汀说。

    种庄稼的经验放在写小说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水落石出》这部小说所有的偶然性都源于一句话“我比我弟弟小两岁”，在刘汀看来，这就类似于一个一加一的等式，“我们有了结论，但是不能只有结论，必须讲清楚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也就是小说的任务是要解决‘我为什么比我弟弟小两岁’和‘我比我弟弟小两岁又如何’这些问题”。

    对刘汀而言，写小说从本质上也是劳作，既然是劳作，也就和种庄稼没有太大分别，字斟句酌如拣选种子，谋篇布局如安排五谷杂粮。然而，种庄稼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的不是苗，是没苗的地方。”母亲曾告诫他。

    琢磨了许多年，刘汀才明白母亲话中的大致意思——一株庄稼长得好坏，能从自身的高矮粗细看出来，可一地庄稼的好坏，看的则是苗和苗之间的距离。距离太近，这些苗就会因互相侵蚀而变得孱弱，结不出什么粮食；距离太远，一条垄也没几株苗，照样收不了多少粮食。只有苗与苗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做到既不互相影响，又能互相照应。

    种庄稼的经验放在写小说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字词字句，既要有章法，更要有文气。文意总在空白处，那些没写的东西，才是要写的东西。所以，字和字的距离，就是苗和苗的距离，必须恰当、合适。“恰当与合适，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看土壤、水源、天气、种子，更要看写作者对这门活计的熟练度与理解力，所以写作总是随时而动、随势而动，也是看天吃饭的活儿。”刘汀说。

    目前，刘汀正在准备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从内容到语言上都将和他以往的写作存在较大的不同，“这种区别倒不是刻意创新，而是对具体的作者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唯一的语调、唯一的叙述方式，舍此，这个故事就无法被讲述”。

    责任编辑：周伟 谢宛霏

实习生 惠子月 本报记者 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