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荣耀》：“父与子”母题的东北表达

    在“东北文艺复兴”口号愈成声势的当下，影视方面的“东北叙事”同样佳作频现。青年导演辛爽借《漫长的季节》成功打造了“悬疑东北”，赵本山领衔的《鹊刀门传奇》赋予了“武侠东北”喜剧格调，央视一套推出的年代剧《父辈的荣耀》则演绎了“温情东北”，类似的情感表达还有2022年爆火的《人世间》。以上影片融汇了丰富的东北元素，诸如鲜活、地道的东北方言，日常、温馨的生活场景，极寒、大雪等天气特征；除此之外，还有东北的历史记忆，诸如林业改革、企业改制、下岗浪潮等。

    近年来，年代剧持续高歌猛进，它们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历史与当代的关系，将民族记忆转化为情感诉求，因此可以跨越代际，激活不同世代的共情心理，完成对父辈们作为“历史中间物”之身份的体认。“历史中间物”是鲁迅的自指，介于黑暗与光明之间，肩负着抗争黑暗求取光明的任务，被黑暗所不容，最后也将消逝于光明来临之前，可将其比作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桥梁。年代剧中的“父辈”集中于革命或改革时期，在家国震荡、社会巨变中坚持探索，继而使“子一代”能够生活在稳步发展的和平年代。

    在“东北文艺”和“年代剧”属性的双重加持下，《父辈的荣耀》很快脱颖而出，带来一波收视热度。主演郭涛和刘琳之前合作过《父母爱情》，此番饰演夫妻，角色塑造依然深入人心。《父辈的荣耀》以东北林场为背景，串联起宋留喜、顾长山、陈兴杰这三代林场人的选择与荣耀，其中诸多应时的生活场景、突变的命运遭遇以及纠葛的家长里短，都让剧作充满了生活实感。立足现实的同时，《父辈的荣耀》还兼有无法淡化的历史记忆。

    第一代林业人宋留喜响应号召，投身伐木事业来支持国家建设；林二代顾长山继续专事林业，结果遭遇森林资源衰竭危机；林三代陈兴杰凭借个人奋斗成功走出东北，不过很快又回归家乡，使林场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产业转型；同是第三代的梁凤勤，以青年干部身份在家乡大力推行护林政策，充分尊重森林资源的可再生性。值得注意的是，林一代宋留喜前半生伐木，后半生倾尽心血植树，等他栽下满山绿树时，正好走完了一生，如此形成了命运的闭环，正好对应共和国一代们在建设期所做的贡献——起初是热情的参与，随之不可避免遭遇阵痛，之后完成转型。“历史的发展是分阶段的”，宋留喜作为剧中的最长者，他对林场的变迁如是观，恰以一种父辈的沉稳和睿智为历史作注。作为父辈的宋留喜和顾长山，他们一生坚守在林场，作为子一代的陈兴杰和梁凤勤则选择了出走后再归来，“父与子”关系冲破了以往习见的认知模式。

    “父与子”作为艺术母题之一种，以此为核心的故事经常伴有矛盾、冲突与和解等情节链。文学领域，研究者较早注意到作为子一代的“东北三剑客”小说中内嵌的“父与子”叙述模式，黄平认为“对于父辈的失败者，双雪涛、班宇这一代并不是停止于感伤，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为这群历史的牺牲品追索正义”，在此意义上，“父亲”形象完成了逸出亲缘关系的历史体认，他从个体走向群体，从“父亲”走向“父辈”。

    “父与子”母题频现于“东北书写”，之所以能够唤起共同体的心理认可，得益于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的互文表达。东北因为支援了全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而被视作共和国的长子，当共和国与东北的“父与子”关系转移到个体层面时，则有《漫长的季节》中王响及其父亲，《父辈的荣耀》中陈兴杰、梁凤勤及其父亲等，以上的“子一代”是“新时期”沐浴改革春风的一代。以《父辈的荣耀》为例，“父与子”的关系可用几对关键词来阐释。

    第一，旧与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新人，宋留喜、顾长山和陈兴杰属于各自时代的新人，宋是共和国初期的林业工人，秉承工人的荣誉感，投入火热的建设期中，顾继承了父辈的志业结果遇到了新的时代矛盾。陈则选择了出走，到广阔天地中接受新知。他们是各自时代的典型人物，是不同代际群体中的具体之一个。从自然时间的发展来说，必有前与后、旧与新的区隔，从剧中的生活实景来看，子一代的生活条件是在父辈基础上的全面升级，内里还有旧观念与新观念的调适以及调适成功后的共融，比如父母辈看重“铁饭碗”，子一代则选择了更有活力更有冒险性的创业，父辈有工人阶级的荣耀，子一代也迎着改革的浪潮取得了新人的胜利。虽有旧与新之分，但没有“父辈”，何来“子代”？《父辈的荣耀》妥善处理了旧与新的冲突，无论“父辈”抑或“子代”，都获得了充分的主体尊重。

    第二，留与走。黄平将研究“东北三剑客”的文章合集为《出东北记》，“出走”也是文艺领域常见的母题，鲁迅小说中“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叙事模式、巴金笔下逃出大家庭的五四新青年皆是“出走”行为的具体化。有学者认为“‘出走话语’表达的是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现代性的差异与断裂”，陈兴杰的出走与此意合。与为林场奉献一生的父辈不同，陈兴杰接受了完整的新知教育。从主体层面来说，在“主观能动性”驱使下，他有强烈的出走愿望，秉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信念奔向了“改革圣地”，即剧中的“广深”。从客观环境来说，林业改革也瓦解了工人们对稳定生活之想象，陈的“出走”从主客两方面都完成了对新时代的热情回应。尤其“出走”后再“归来”这一逆向叙事，无疑贡献了新的青年形象，大城市梦想的逐渐溃散为青年提供了一条新的迁徙之路，他们不再是一味远离父辈与家乡，而是借着在外锻炼的能力与勇气来开掘家乡的“广阔天地”。

    第三，因与革。林业改革给职工带来生活困境，顾长山选择向组织争取在岗名额，效果甚微。陈兴杰返乡后则致力于自办公司，吸收劳动力，有效缓解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难题，尝试革新的子代无疑比因循的父辈更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不过即使父辈能认同子代的出走也不意味着自我观念会被后者完全同化。顾长山把一生献给林场，女儿梁凤勤回乡后却主张建设国家森林公园，这意味着要封山育林，以林业资源为生的产业都将遭创，包括陈兴杰的公司，由此导致了父辈与子代的冲突，最后达成和解，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子代规划的科学育林模式之成功。一代有一代护林的方式，父辈与子代的因与革无对错之分，乃是历史之必然。

    “父与子”关系不仅是本剧的叙事线索，同时隐喻了时代与个人间微妙的命运勾连，当子一代开始回顾“父辈的荣耀”时，他们就将进入一个记忆的共同体，和“东北三剑客”感喟父辈的忧伤相似，这是国家史、社会史与个人史交汇的结果。《父辈的荣耀》作为理解“东北”的入口之一，以影视化的方式为新世代提供了触摸历史的通道。

    责任编辑：谢宛霏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杨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