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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你是个活人，你做过什么我都不计较，但是你是活的，我就要救你。”在长篇小说《海上繁花》中的舟山渔民，是勇敢和仁慈的，他们世代秉承着“救人一命，天上一星”信念和价值观，尊重眼前的生命。作者杨怡芬认为，她写这本小说的落脚点是人民，“血肉饱满、有情有义的中国人民为二战牺牲了很多，而且我们的人民对世界是友好的。这种既高尚又平常的人性光芒，就是舟山海岛精神的一部分”。
200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舟山晚报》报道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这是杨怡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1942年10月1日，这艘载着1816名英军战俘、800名日本士兵的货船，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后，在距浙江舟山市东极镇青浜岛东北约两海里的洋面上沉没。青浜岛的渔民们驾着一艘艘小渔船，在日军环伺下，往返65次，救下了384名落水者。其中的3名战俘之后被辗转送往重庆，并通过媒体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的罪行。
看完这篇报道后，杨怡芬说自己更想知道渔民们为什么会这么勇敢地救战俘，之后又是怎么隐藏3位战俘并送往重庆的，“感动和好奇引发了我的热情”。
为了写出一本“好看”又“实用”的历史小说，尽可能准确地为读者讲述这段历史，杨怡芬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在日前举办的“‘里斯本丸’沉船往事新说”新书分享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理说，这些纷繁的案头工作，是该书构建一个基本可信的物质环境时的重要支撑，“比如岛上有一个人发烧时注射的药品名称，还有一名战俘为了报答汇款给救命恩人的转汇过程。这些细节都是查阅详细资料后，一笔一笔落实到书中去的。”青年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则表示，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把历史事件写进小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不仅需要作者对大量史实进行考证，还要求作者对当时国内抗战环境有基本的了解”。
写香港沦陷那一章时，杨怡芬在《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项美丽的自传性质短篇集《香港假日》里，找到了合适的氛围和战时日常气息。在这本书中，项美丽作为香港英军家属，用记者的眼光记录下了香港沦陷时的各种“物质审美”。“我努力为我的人物寻找历史上相似的人物。《海上繁花》中，伊芙琳所看到的世界，有很大一部分是项美丽的世界，她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杨怡芬坦言，她想在不浪费读者时间的情况下，能给读者一种亲历的感觉。
《海上繁花》有两条脉络，一条是写作者“我”和日本女孩木村香织的恋爱交往，一条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2005年，“我”参加了抗日战争纪念会，认识了在舟山群岛某个岛上的造船厂里做工程师的香织，慢慢谈起了恋爱。但“我”和香织的恋爱，中间始终横亘着中日两国的关系和民族感情。“我”的父母原本为“我”谈恋爱感到开心，但得知香织日本人的身份后却发生了变化。
书中，写作者“我”意识到了当时历史环境的复杂性，选择正视这个始终回荡着的历史幽灵，于是“我”带着所写的小说去香织家中求亲。在这场见面里，双方都抛开自己的身份进行了反思。“站在当下的位置上，对历史事件的反思不是单向的，从历史角度理清线索，其实更有利于今天进一步思考自身的处境。”方岩说。
“小说里，战争在纸面上结束；而在现实生活中，某场战争正在打响，可能比二战还要惨烈。”呼吁了这么多年和平，但部分地区依旧战火不断，这让杨怡芬感到很心疼。“希望大家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保持善意，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杨怡芬说。
责任编辑：谢宛霏 周伟
杨文洁 本报记者 谢宛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