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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年少时期的劳马本以为能够进入中文系完成自己的作家梦，奈何却因校长一席话进入哲学系学习，但哲学却从另一方面滋养了他的写作。哲学为劳马的写作提供了一双“慧眼”，使其能够在思想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上把握人物，从现实日常生活入手，揭露人性本质，反映社会现象和本质，这种直抵人性和社会本质的写作，让劳马的作品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代表。
只能用一种语言讲述的故事，不是好故事
“只能用一种语言讲述的故事，不是好故事；不需要读两遍以上的小说，一篇都不值得读。”这是2019年1月9日劳马在曼谷获得泰国颁发的“年度最佳作家奖”荣誉称号时说的一段话，如其作品中的语言一样，保持了他一贯的幽默风格。
劳马自嘲说，自己是一个“过气”的写作者，但作为一名业余写作者，劳马的“战绩”却十分不俗。据不完全统计，劳马的小说先后被翻译成俄文、蒙古文、越南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等20余种语言出版。
“劳马的小说不是中国写得最好的，却是翻译得最多的之一，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著名作家阎连科这样评价劳马。劳马的作品大多取材自日常生活。他总是能从一件小事中勾勒出人性并揭露一定的社会现象，这与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同时哲学功底也为其观察社会提供了一双“慧眼”，让他总能在表象的背后迅速抓住实质，用日常小事讲出深刻道理。
谈到自己作品走出去的经历，劳马形容自己的作品和写作被关注是“遥远的回声”：“作品在国外获奖有时我自己都不知道。可能我的作品让其他国家的人产生了同感吧。我写的人物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读者在自己身边也找到了类似的人，这可能是我的作品被翻译出版比较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劳马小说中所反映的人性共通点，让很多读者都能在自己身边人物中找到影子，这从侧面体现了劳马塑造的人物形象兼顾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反映某些社会本质的东西，如此这样才能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走进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的内心。
作为一名非职业作家，劳马说，短篇小说是自己写作的“舒适区”，“日常工作比较多，很难有大段的时间去进行长篇创作，但我一直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动笔写出来”。
写作要对生活去粗取精，提炼虚构
劳马笔下人物都不是一些“高大上”的英雄式人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比如农民、小公务员、村干部、教师、企业家等等，通过这些“小人物”的一些荒诞言语和行为，老马的作品总会引得读者在阅读中找到不少快乐。
有评论员认为，劳马“能够把文字的幽默轻松和现实的荒诞沉重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但老马说，自己“从小写作文就跟别人不一样，有时候会在文中开玩笑，后来自己在写作中养成了这个习惯”。
劳马认为：“笑的对立面是严肃，既不是悲，我认为也不是哭，就是严肃。”在谈到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原型时，劳马说：“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有现实原型，但是并不能单拎出来具体说是谁，通常是把若干个人物合到一起去写，他可能这里有张三的鼻子，那里李四的眼睛。”劳马认为，生活真实是客观真实的，但也是杂乱、无主题、表面化的，写作要对生活去粗取精，提炼虚构，而虚构则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转化的中介，“虚构不是撒谎，不是臆造，它比真相和事实更真实”。
虽未有进入中文系学习，但是哲学的学习也在另一方面促成了劳马的文学创作，并为他的写作增添了一股哲学的意味。“在评论家和读者眼里，总觉得我的小说意味深长，这可能就是思想性吧。这跟我的教育背景有点关系，但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去营造这种意味。”劳马说。
“过去我们讲刻画人物要多么逼真，是虎背熊腰，浓眉大眼，柳叶眉，鹰头嘴等等，我更侧重听其言、观其行，注意人物怎么说话、怎么行为，这可能跟我学哲学有关系。”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语言和行为的刻画，还为劳马创作剧本提供了便捷通道。“一个小说家要写话剧剧本，对他的小说才能和潜力的发挥是离得比较近的，把对话那部分处理好了就可以，不用再去描写那些景物”。正因为这样，他说自己“在小说写作上我就比较善于写对话，所以剧本我很舒畅地就写下去”。
2012年6月3日，劳马编剧的话剧《苏格拉底》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演，同年9月20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我开始创作剧本《苏格拉底》的时候，其实想写几个喜剧家以及一些幽默作家，以此向人类历史上对我产生影响并且把喜剧精神传递到今天的这些作家致敬，像阿里斯托芬、契诃夫、拉伯雷等人。结果写成哲学家了，正好我也是哲学的，我觉得它更有价值。”劳马说。
写作只要有兴趣、有心情，在哪都能写，它就会形成一种情结，推着你不断成长
“小时候作文写得比较好，小学，特别是初中总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写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念，大概是这样一种激励，我对文学的兴趣就来了。”谈起与文学的缘分，劳马依旧能够回忆起将近50年前的小学时光。那时候的劳马被同学们戏称为“小天才”，不仅作文写得好，还会办墙报、编相声、写儿歌、起草讲话稿等。
16岁读初二那年，语文老师李承伟先生曾在劳马的作文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评语：“你是一个作家，今后一定能成为大作家！”这对于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劳马来说简直是莫大的鼓励。“之后上语文课格外认真，总是昂首挺胸，目不转睛。”劳马说。此后，劳马开始零零散散地创作一些小说和散文。17岁那年，劳马参加学校征文比赛，以题目为《代表归来》的一部中篇小说获得第一名，“因为太兴奋了，鼻尖还长了个火疖子”。
这些经历无疑在劳马心里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考大学的时候本来想学中文，但是校长改变了我的命运，他让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但刚开始学哲学太痛苦了，十七八岁的一个农村孩子到大学里头，开始直接琢磨起人生的一些终极问题了。”劳马回忆道。
万事开头难，虽然一开始学习哲学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劳马都把这些“硬骨头”啃下来了，大学期间扎扎实实学完了自然辩证法、哲学原理、中西方哲学史、伦理学、美学等专业课程。但文学的梦想仍在劳马心里悄悄发芽，“我会去文学系听听课，听了一些比如说文艺的本质特征、中国现代小说史、艾青诗歌等课程”。他还积极参加各类文学活动，同时还热衷于聆听各类诗人、作家、音乐家的讲座。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期间，哲学和文学的双重滋养，为劳马以后的文学创作注入了丰厚的营养。
劳马大学毕业后即留校，开启了高校工作的职业生涯。即便职位在不停地变动，但他与文学的缘分始终在续写，“零零散散写了一点，写完就搁抽屉里头”。工作后，劳马先后撰写了《哲学家小传》，翻译书籍《圣哲·常人·疯子——大哲学家传》《美国著名政治家传》，主编《幽默知识大观》《港台抒情文学精品（罗兰卷）》《写作参考文库》《学生古文观止》等，并零散写有《走好求职路》《俄罗斯印象》《令人钦佩的嗜好》等散文。1999年，在《短篇小说》上发表自己的第一个作品——《咳嗽》后，劳马的小说创作迎来了高峰期，此后大量作品陆续发表在报刊上。
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少年，劳马认为“阅读的多样性很重要，读过的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要适当地聚焦精品书”。在劳马看来，写作的兴趣很重要，要多读多写，“文科或者理科生都用对方学科的视角去看一看，这样所看到的世界也比较全面。而写作只要有兴趣、有心情，在哪都能写，它就会形成一种情结，推着你不断成长”。
责任编辑：周伟 谢宛霏
甘柳 张晓盈 本报记者 周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