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错误》：荒诞现实表面下的生存哲学

    作为一部文艺片，《河边的错误》上映首日票房就突破5000万元并引发了年轻观众的热烈讨论，其表现堪称亮眼。电影改编自余华1988年发表的同名中篇小说，该小说融合了侦探小说和写实小说的手法，主题指向荒诞现实表面下深邃的生存哲学，极具余华早期先锋创作的凌厉反叛色彩。

    《河边的错误》电影版的导演魏书钧和主演朱一龙均处于青年期，虽然影片在总体上不算特别完满成熟，却在精神气质上与青年余华产生了共振，呈现出独有的灵锐之气和深刻的社会反思。影片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注入了带有现实指向性改编，表达出对“错误”之定义的解构与对权威话语的祛魅。

    与传统的悬疑片或刑侦片不同，电影尚未开始，宣传的海报底部印着的“没有答案”4个大字，就已经暗示着我们——不要试图在这部电影里找到一个确切的凶手或明确的主题。“Only the River Flows”，在如同河水般源源不断涌动的变化里，已无法追溯所谓的“原罪”或“错误”的源起。

    标题为《河边的错误》，指向去过河边的四个人身上发生的命案，这4个人之中有3个人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评判标准下是有着“错误”的。幺四婆婆是一个有着受虐倾向的寡妇，她收留了疯子，并诱导疯子向自己施暴，原著里幺四婆婆对孩子们说道：“他打我时，与我那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呵。”但是“那时她脸上竟洋溢着幸福的神色”；王宏作为一个已婚之人，跟未婚女子钱玲陷入不可为外人道的爱恋，背叛了自己的婚姻；理发师许亮有着女装癖，床底下藏着的大波浪假发和红裙是他见不得光的秘密。然而，这些道德的瑕疵足以构成他们的死去的充分理由吗？那么既没有道德污点又没有特殊癖好的小男孩之死应该如何解释？

    如果说主角马哲和疯子的追逐与交锋是电影的明线，那么小男孩儿就是电影里一条重要的暗线。影片一开始，就是热衷于警匪游戏的小男孩儿举着木手枪、穿着雨衣跑进一栋无人废楼，当他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门、好似要找到什么的时候，却只看到了工地上运作的挖掘机、张牙舞爪的钢筋水泥，这种感觉就像是突然发现自己坚信的真理只是一场带着荒谬感的游戏，怅然若失且令人无措。因为思想的单纯，小男孩反而成了最接近案件真相的人，是他发现了河边幺四婆婆的尸体，但父母不愿意相信一个小孩不祥的话、也不许他再提及其他目睹的细节，生怕牵涉出什么麻烦，于是小男孩儿在成人的世界沦为了“失语者”。

    显然，其他人在讲求伦理规则的社会里也是“失语者”，异于常人的喜好把他们推向了“边缘人”的位置，他们的心声不被倾听、更不被理解。而正是小男孩的死亡，使得电影实现对“错误”更深层次的解构，小男孩儿没错、幺四婆婆没错、王宏和许亮也没错，“错误”是被构建起来的，电影想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被构建的传统意义上的伦理“错误”，引发观众对理性与天性之尺度的思考。

    当“错误”被解构，四个人物的死亡就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死亡，而且是自尊心和社会认可的死亡；疯子也不仅是实然存在上的凶手，而且是天性压倒理性的象征。电影在改编时增加的婚外恋和异装癖的设定，一方面使得讨论的话题更加有现实指向性、降低了理解门槛，一方面却也减少了原著对于生命荒诞本质的哲理叩问，转而把质疑的对象设定为权威话语，让那些被社会规训了天真性情的“失语者”发出声音。

    不同于原著里坚定清醒的经典警察形象，电影里的主角马哲像个摇摆在边缘人和权威者两边的中间人。他信奉着案件抽丝剥茧背后的真相，却反而被真相所愚弄；他既踏实本分、不善言辞，又渴望得到认可、努力翻找着那没有得到印证的云南的三等功；他崇尚理智、讲求逻辑，却共情妻子最终留下了可能存在缺陷的孩子；他忙于工作疏忽家庭，但醒悟过来后也有带着鲜花接送妻子、买菜做饭放音乐的温馨浪漫……

    许亮的两次自杀是促使马哲的心境发生改变的两个重要转折点。许亮第一次自杀，马哲十分自责地赶到医院为他签下手术同意书，他开始反思自己不愿结案执意追查的正确性；许亮第二次自杀，马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以为自己已经挽回了一个轻生的人、以为那些被揭开的伤疤只要掩盖过去就不再疼痛，但许亮的坠楼让他意识到，比法律审判更可怕的，是权威话语对于个人天性的否定。于是马哲原本的信仰坍塌了，他陷入了自我质疑，其表现就是频繁出现的幻象、近于疯癫的行为、对疯子愈加尖锐的敌意。

    代表理性力量的马哲陷入了深刻的彷徨，小说里是马哲在追捕疯子，电影里是疯子在引导马哲去解决自己，原本在办案上信心满满意气风发的大队长变得无力、敏感、脆弱。最后，马哲用房子杀害小男孩的方式杀死疯子，为自己赢得一个曾经苦苦翻找的三等功，看似马哲是胜利的一方，实际上疯子已经成为他挥之不去的阴霾。

    假若不是马哲，而是在案件办理上得过且过、在评奖评优上积极热切、处事圆滑的局长面对这些事情，这些矛盾可能就在潦草之中被一笔带过，看似没有人因此伤亡，实际上只是暗中汹涌着等待下一个爆发点。局长所代表的权威话语一方对“边缘人”的境遇呈现出一种漠然，他只在意自己的任务能不能体面地完成，不在意死者究竟为何而死，也就不会产生同情和惋惜，更不会引发思考和质疑。电影对漠视人性与情感的权威话语进行了讽刺，用同样冷漠的零度叙事手法对权威话语进行祛魅。

    人性之莫测不是用简单的“错误”与否能够评判的，命运的无常也不是权威话语所能发言解释的。正如电影开头引用加缪的那一句话，在复杂的人生中，“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有人“装扮成了命运”“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与其用理性进行过分的剖析和界定，不如留下一片感性朦胧的空间，给予那些已经为天性、为命运所累的人作为歇息之地。

    责任编辑：谢宛霏

中国政法大学文艺美学专业硕士生 黄润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