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我4岁时和姥爷住在广东揭阳，乡厝后围的巷子里。那年夏天，热得不像话。白天站在门楼间，滚烫的火气由脚底板直冲上脑门，呲呲地冒出白气。
姥爷说，这样的日头是会把人脑袋烧傻的。
姥爷已年过七十，却精健得不似古稀。
他向来目光坚毅，眉毛生得粗而狂乱，如杂草丛生，直将扎入鬓际。人虽劲瘦，脊背却挺拔如松。手背上青筋嶙骨交错并起，如崇山峻峦，百川巨流。乡里大到祭祖迎神，寺庙修缮，小至字幅摹写，他是最热心，事事争先的。
我最喜欢在骤热悉数隐散的黄昏后，坐在天井阶，听他和姥姥唔哝一口闽南话。
外头烧红了云的霞光，争先爬上姥爷坚壮的肩头。草茬儿般粗硬的短髪上，闪出炫目金光。
日沉下山入夜，便只听院里的牲口，虚弱得嘶着嗓，夹着瓮声瓮气的犬吠。蝉鸣也应和起来，有预谋般此起彼伏，聚成重奏交响。
幽幽袅袅的炊烟化进沉沉天幕，如同春雪无声消融进新暖的河。
祠堂的后场夜里常有戏班来楼里唱剧，通常要预早布设戏场。姥爷挂了名，我也跟去，说是打杂活。
姥爷常常夸赞我是他的“左右手”。然而，通常杂事倒没有多少轮到我做，只好在后场里四处巡逛。
见我面色新奇地端详着戏楼，姥爷笑道，这戏台呀，跟着乡里长大的，乡里多少岁，它就多少岁。
我向来对姥爷深信不疑。
那戏台通面阔约六丈，进深三丈过半，阶高三尺有余。两侧檐墙雕画的花鸟虫兽皆神态各异，虽已斑驳陆离，仍却绮丽非常。
飞鸟振翅，巨龙蜿蜒，眼神有力，仿佛苦于禁锢久矣，有旋即要冲出云霄的架势。乍然令我有些心惊。
不一会儿，台下便参差地聚了一齐瘦长的榆木凳，你挤我攘地，好似要打架。
姑婶婆子都是拖家带口地来了。戏台下七嘴八舌，劈里啪啦的，像炉火灶里炸开的柴。
戏一开唱，四周静了许多。只听老人的嘴唇在蒲扇后翕动，间或有人捏嗓跟着曲词咿咿呀呀几句，隐约似“投告天地有灵圣，保庇我姻缘早圆成”的意思，我实则是听不大懂的。每每昏昏欲睡时，姥爷便从夹衫缝里摸出花生酥给我，让我贪把嘴瘾，还会向姥姥保密。有时没有糖或豆条，姥爷就“准允”我去“神树”下和小伙伴玩。
老厝围祠院前的“神树”葱郁蓬勃，虬盘节错。树冠如伞，遮天蔽日，层叠簇拥的叶片，终年裹着苍翠厚重的青绿。浓密的绿意庞然如盖，夏天里是乡里人庇荫的好去处。
有一回，我问姥爷，神树这么老，会和人一样老死吗？
姥爷说，神树是神，神当然不会死。
姥爷喜欢像他一样有了年纪的东西。我想。
傍晚，人声都歇了。鸟虫细声啼鸣，窗外风声稀疏，挠着树叶的手心，痒得沙沙作响。
整个夏天，我常在这样静谧的喧嚷中沉入梦乡。
开春正月，赶巧乡里“闹热”。照惯例，“闹热”前一夜，是要为“神树”悬饰彩灯和红纸的。姥爷最热衷于这样的活计。那天，我家的门楼槛几乎要被姑婆们踏平了去。来往的人，坐的，立的，拱手，弓腰的，道谢祈告，贺福寒暄，都交了红纸才去。
姥爷戴一副平日鲜见的窄圆框细金丝边老花眼镜。几道刀刻般的皴裂，如蛮生的爬山虎，攀在他的眼角，倒十分像个意气风发的老干部。
他先将红纸摊平，指头点了水，来去翻阅一遍，边角描平了，后叠齐，掖进衣兜，方才阔步出了门楼。
姥爷可又能忙活上一阵子了。
“妆扮”神树不是一件易事。
“神树”也有它的傲气，不能让人轻易冒犯了它的脊骨。那繁错的茂叶，就迷得人眼花缭乱。更不用说破土而出的根茎，使得大地皮开肉绽，布满败裂的创口。木梯是万万站不稳的。幸得姥爷眼熟手快，有三五人助力，也称得上得心应手。
彩灯点亮后，漆黑的夜里，“神树”仿佛真的有了生命。
满树的苍翠与斑斓竞相辉映，如繁星熠熠，泪光点点。
风摩挲过“神树”头顶，枝杈全抖着绚丽的腰身娇声笑语，仿佛千万个含羞带艳的神女，映得天幕碧光灼灼，灿烂如斯。
人们夸赞姥爷身姿矫健，心灵手巧。姥爷只是笑。
他黢黑劲瘦的臂膀上，覆着层薄纱般的汗，发出灼目光亮。
“闹热”这天，东到阁巷，南到东龙村头，北至后岭，上下锣鼓喧天，炮乐齐鸣。担花篮的，扛标旗的，举油纸灯笼的，“七仙女”，“唐僧师徒”，仪仗乐队，“英歌舞”队，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目不暇接。
人们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延绵不绝至数十里，如一条彩色长河缓缓蜿蜒流动。
这时，假如队伍前头抬轿的人回身，眺目远望，是望不见尾的。
姥爷也要与队伍并行。
他按规矩敬重地着了一身漆色立领缎面长褂，携伞代手杖。他早已买办了牲酒祭品，香火化金，还叮嘱我们不只顾看戏观礼，万万记得捎贡品，祭拜敬谢神祗。
我们连声答应。事实上，心思早已飘到九霄云外了。
队伍每行至一处祠堂前，抬神轿的要放轿请神歇留一阵，供本村人拜祀祈福。
祭台上盘飧佳肴，满目琳琅。无米粿，菜粿，红桃粿，梅酱烧鹅，各式美食，馋得小孩子们闹作一团。
这天，小孩子们是最高兴的。大人们忙前忙后祭拜祈福，小孩子们只看热闹表演，等着仪式后丰盛的餐食和零嘴。
祭坛里香火缭绕，遮得我眼前一片雾蒙蒙。
我离开家乡后，许多年再难见到这样的盛况。
我时常能在电话里听姥爷叙说些新鲜见闻。比如天井里早先栽的冬青，今已郁郁葱葱；婶娘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或是哪户人家才盖了新楼，好气派，还在厝围的东堂口置办了宴席。
又听说，有人提议砍倒“神树”，因它实在太大，且还在顽固地生长着。
姥爷坚决抗议，投诉到了区县政府去，这事才被暂时搁置下来。
我一直觉得，姥爷还年轻，他身上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
我后来回过一次乡里，却是因为姥爷突然病了。
看到姥爷的时候，他正坐在天井里休憩。扁长的身躯枕在细藤摇椅上，犹如塘中浮萍，晃晃悠悠。
听见我的声音，姥爷抬起那栽满银叶草的头，冲我欣然地笑。
他坐起来，弓起的脊背光着，骨柱高凸，如百足长虫狰狞着没入裤腰。
那天吃过饭，我听闻有人唱戏，便来祠堂后场逛逛，兴许凑个热闹。
经过前堂，只见疏疏朗朗几个老人，矮矮地坐在“神树”下低声咕嚷，不知商议着什么事。
黑夜中，“神树”的浓绿华盖犹如泼墨，镶进苍穹，映得天色乌青。
我走进后场，找了个敞亮的地方坐下。
唱的许是《金花女》。戏台上，正有一个白面戴珠冠的青衣小旦，正行着碎步，拖音尖声唱着。旁边一个白额黄鼻，顶了绛红状元帽的，捏着手，定定立住。
唱了不几句，那青衣小旦竟蹙眉置气起来，神情有些滑稽，我不禁暗暗发笑。
紧接着，一个梳大板拖鬃，足穿翘头红鞋，身着大边镶衣裤，手执大葵扇的亮了相。
我心里连叫不好，因自己最怕这样的丑角。尤其是常耍特技的那一类，叫踢鞋丑的。儿时，一有这样的角儿登台，总能引得一众哄笑。这常常令我十分懊恼。
我环顾四周，竟只潦草坐了几个老人，四周静得只听得唱戏的细嗓。
听了不多时，后场上就稀稀落落，没有多少人了。
这是我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来，听的第一场戏。
再回到乡里，已是来年春天。听闻“神树”要砍之事已成板上钉钉，只是时日问题。
婶娘的大女儿又考上研究生，预备在一处农庄承办宴席，邀乡里人赴宴同贺。
但我回家乡不是为此事。
姥姥说，姥爷快病得不行了。
姥爷很少话，近乎成日合着眼歇息。我走进后院，见他整个人深深陷进那架已有些皲裂的细藤椅，深色长衫仿佛罩不住那薄薄的躯壳。
我走近他，他只笨重地抬起眼光，钝浊得仿佛笼着一层暗淡的烟晦，又缓慢地垂下去。
风仿佛连他眼里的锋锐也一并削走了。
我第一次感到生命在我眼前流走了。像羽毛落在地上，悄无声息。
姥爷在那年春分时去世。
次年夏天，乡里的“神树”也被砍倒了。人们费了很大的劲，因为它实在太粗壮了。
“神树”倒下后，祠堂前空旷不少。人们兴建了篮球场和老人健身中心，傍晚还常有人组织跳广场舞，好不热闹。
我后来又逛过不少的庙会，确乎繁盛热闹。也听过几场京戏，《白蛇传》等一类的。却再也没有过从前那样的喜悦。
我想，那样的感受，大约也跟着我增长的年岁一起逝去了。
责任编辑：谢宛霏
陈树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