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殇（散文）

    老屋，拆了。

    父亲的话还在耳边，不管身居何地，我知道只要故乡的老屋还在，我的魂儿就有栖息的地方。

    第一代老屋是木板房，我的记忆中总是浮现那样的情景，每逢刮风下雨，屋顶上就会传来响声，父亲时不时抱怨这该死的老天爷。他说，我出生的那一天，乌云密布，鸡蛋大的冰雹，就像无数的石头往木板上砸，噼里啪啦地作响。风扯着门死命地拽，几乎要把老屋砸塌下来，风雨交加老屋却岿然不动，陪伴我们一家走过那艰难的岁月。从出生的那一刻起，老屋就沾了我一身的精血，连同自己的魂魄也一同寄存在那儿。

    春天的老屋，春意盎然，燕子一家总会如约而至，清晨都会被它们欢乐声吵醒。有一次我醒了，见身旁没有人便哇哇大哭，光着身子，往屋外走，走得不远，又害怕地折回，蹲在地上，挑水回来的奶奶看着我滑稽的模样，又心疼又有些好笑地说，阿文今天自己起来走出了老屋啊。燕子绕在我头上飞来飞去，逗得我开心笑了。

    父亲把屋檐下空地伺弄得井井有条，种上了桃树、梨树、李树……琳琅满目，果树下成为了鸡、鸭、狗的乐园，嬉戏玩耍，小动物们悠闲自得，三五一群，在果园里、院子里觅食，顽皮的小鸡则跑到邻居家菜园里撒野。胖嘟嘟的母鸡叫了几声，钻进了暖乎乎的鸡窝里，等待一枚鸡蛋的到来，这个时候，是万万不敢招惹的，因为有凶猛的公鸡像战士一样在周围警戒。我就吃过大亏，想偷几个鸡蛋，被公鸡啄得满院子跑，弄了一身的鸡爪印。

    老屋的后院，父亲精心打理成为猪舍，这是我们一家过年的希望，悉心照料肥猪是母亲的分内之事，她总是把几头肥猪照顾得舒舒服服。这些家伙吃饱了就是睡觉，有时还哼着曲子，睡饱了爬起来找块儿地拱来拱去。吃饭的时候敲一敲猪槽，不管多远，它们都会飞奔过来。那时候总是盼着过年，和其他孩子有些不一样，比起吃猪肉，我更在乎的是猪尿泡。洗净后边揉边吹，等吹大了再晒干就变成了时髦的“气排球”。放学回家，我都会背上背篼割猪草，煮猪食喂猪小心翼翼地好生伺候着，不仅是为了心心念念的猪尿泡，或许也寄托着我们一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老屋隔壁是间牛圈。年纪最大的是独角老黑牛，除了一头花脸的牛，剩下的两头黑雌牛都是它的后代。我是怕老黑牛的，种地的时候，它被牛蝇叮得发了狂，我差点儿死在大蹄下。家里的草房和二伯家是一起的，我和堂姐经常两个人一起去草房背草，喂牛的事情都是堂姐在做，我对黑牛的恐惧持续了许多年。

    一代老屋的记忆是深刻的，回忆也是美好的。二代老屋是父亲耗尽心血的杰作。农闲时节父亲背着背斗捡石块儿，牵着棕马到河里淘沙，头顶满天繁星运送木料、砖头。

    我每天背着背篼跟在阿爸和村里的叔叔伯伯们身后，看着他们一点点凿石，把水桶腰粗的横梁从坝里拖到了山上，走过的地方都压出了一道道深坑。

    父母开始建新房的时候，邻居家门前的燕子刚开始筑巢，直到了湖里的水开始结冰，木板房消失了，一座瓦房在拔地而起。红砖红瓦、红门红窗，看起来十分喜庆，父亲迫不及待地为檐下的三个柱子刷上油漆，他骄傲地说：“这房子能住100来年！”

    我和新房没有隔阂，我们的血脉早已相连在一起。这间瓦房有太多的回忆，装满了我的童年。

    新房建成后，老母鸡孵了一窝鸡仔，每天带着小鸡在院子里刨食，公鸡见了都退避三舍，起初我不理解，某天看见这母鸡居然追角那独角的老黑牛抱头鼠窜，这母鸡立在牛头上，一下又一下地死命啄着，黑牛痛得上蹿下跳，嘴里发出哞哞的求饶声，直到黑牛冲进牛圈里，它才罢休。

    牛圈经过翻修大了一圈儿，父亲买了两头羊，但还没养几个月便双双归西了。一碗羊汤，让我吐了一个晚上，也自此养成了吃素的习惯。土猪换了新家，显得很兴奋，见到人就要闻着味儿拱一拱，它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也快到尽头了。

    我们庄只有七户人家，谁家杀猪就是一顿丰盛的杀猪宴，猪排骨、血肠、荞面煎饼炒鲜肉、非常丰盛。虽说山上调料只有两种，一个是盐，另一个是花椒，最多加上自家种的葱，炒的东西都一个味儿。但对于不见油水的庄稼汉子，有肉吃比什么都强。他们吃肉，而我则得到了心心念念的猪尿泡。

    我在新房的第一个年过得并不愉快，感冒严重，在床上睡了三天，起来的时候初三了，年都过完了。

    寒冷的冬日在一场连绵的春雨里悄然离场，饥饿的麻雀，乌泱乌泱的一大群，在田间地头，在林间小道，在树梢枝头，寻觅着沉寂了一个冬天的礼物。

    燕子一家又回来了，在屋檐下搭窝，衔着树枝飞来飞去，当然，我也不敢肯定，到底是不是一家人，它们长得都太像了。

    父亲开始教我读书写字，在大家都没上过学堂的深山里，他三年级的文化已经是“知识渊博”了。文化最高的是外爷，当过学堂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几十年一直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不过他基本没教过我。

    我在村校读完二年级，2008年以后不得已到坝里新建的小学读书，成了一名住校生，那时我七岁半，不到八岁，十几里的山路得走好久，但每周都盼望着回家。

    周五刚放学，我就一个人往家走，幽深的林子时不时都有响动，每一步都走得提心吊胆，经过坟地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

    时光如水，读了几年小学，坝里灾后重建了新村，村里人都搬到了坝上，我还是时常回老屋，因为我的根就在那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去县城上了中学，能去老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直到高二那年，父亲告诉我老屋拆了。

    我没有去看过一眼，打心眼儿里是不愿接受的，心中还存有幻想，毕竟我经常在梦里听到它的呼唤。

    高三毕业，我和父亲一起去老家打核桃，老屋确实没有了，余下一片空地裸露着狰狞的面容。

    我拼命地刨着土，企图挖出昔日的几分温存，那独角的老黑牛，燕子一家，凶猛的老母鸡，都在我的眼前一一浮现。终于，几片碎瓦划到我的手掌，我知道，我分明地知道，这是老屋的血肉啊。

    我激动得还想挖出点什么，一只大手拽住了我的胳膊，“孩子，老屋没有了，老庄也没有了”。说完父亲好像耗尽了所有力气，瘫坐在地上。

    我哭得泣不成声，承载了我童年的老屋再也回不来了，它死了，死在工业的文明的洪流里，死在人们日益浮华的心里，没有留下尸体，也没能留下精神。

    老屋没了，老屋没了，我的灵魂再无寄托，只能浪迹天涯。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韩正文（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