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糖（散文）

冯渊《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4年02月27日 14 版）

“你去喊一下伟长哥，糖稀快好了。”母亲对我说。

我和弟弟拉开大门，寒风夹着各种炒货的香味，鞭炮燃放后的硫磺味，让人感受到腊月的气息。乡村平日里只有稻草、牛粪和腌辣椒片的味道。弟弟吸着鼻子说，鞭炮的气味真香啊。

穿过几户人家，推开伟长哥家的大门，一屋子人正在灯下说笑。

伟长哥被一圈人围在中心，他似乎不大想离开那温暖的所在。我说，“你再不去，糖稀就要熬干了。快点吧。”

“你们就不会吗，非得我去？”他嘀咕着。

其实也未必非得他来。我有一个堂姐，20岁了，念过初中，伟长哥也是20岁，小学还没毕业就歇学了。母亲想将堂姐说给伟长哥，有事没事总是给他们创造见面的机会。

近年关的夜，乌漆墨黑。3人往我家走，一路无话。到家了，母亲朗声招呼。伟长哥走到厨房，熟练地拿起铲子，从锅里蘸一点糖稀，往凉水里一放，对着灯光，看了看，又用指尖轻轻碰一下垂下来瞬间凝固的糖，说：“你看，还有一会儿呢。糖太嫩。”

堂姐看了一眼伟长哥，对我母亲说，“我去吃水井挑水。”

“这伢，水缸里满满的，要你挑么子水。”

这天大清早我和弟弟就到柴屋，翻检出坏的凳脚，大树根，旧木锨，用锯和斫刀将它们收拾整齐，方便塞进灶膛里。

每家都有两口大铁锅，里外各一只。平日里炒菜煮饭，用外边锅，锅腔久经油盐烈火，保持铁的黑亮。靠墙的一边称里边锅，只有过年或者家里有大事，要做很多饭菜才会启用；启用之前，先要清理锅里的铁锈。母亲在灶上用一块圆凸凸的青砖摩擦锅腔。用了很久的青砖，比香皂头还小。磨去铁锈，铁锅很快露出本色。清水冲净，淘十斤米倒进去，开始焖饭。我在灶间添柴。

腊月，每个人都有些小兴奋。我喜欢安静地坐在灶间，看那些衰朽的木头燃起熊熊大火，舔着锅脐。那些木头是一年之中零碎抛弃的废物，在这个晚上，它们爆发出了最后的能量。我的工作是不时填补木头，让这些火苗贴紧锅底。一些木头燃烧后，无力支持自己，倒下去，火焰跑到了灶膛的其他角落。没事，角落里安了吊罐，吊罐里装满了水，乡下的锅台，不会浪费一点热量。

大锅饭就是香。这锅饭是用来熬糖的，当然也可以盛出来吃。饭熟，加入大麦芽，水，搅拌，继续烧火加热，大麦芽与饱满的米粒交融，是一种甜蜜的结合。

弟弟找来一只木盆，一块干净的白纱布，我俩合力起锅，将充分融合的米饭与麦芽倒在白纱布上，包紧，用力绞扭，汁水过滤到木盆里。

接了满满一盆汁水，伸指蘸着尝尝，微甜，再倒进铁锅加热。白纱布包裹的米饭和麦芽还留在木盆里，我们用尽全力，榨取最后一点汁液，直至米粒和麦芽稀碎，成为糖糟，用来喂猪。

我继续在灶间喂柴，一直要将大半锅汁水熬成锅底浓稠的糖汁。水分变成水蒸气散发在厨房间，进进出出的人似乎都能感受到水汽里的甜味。有人过来玩，就问，“在熬糖呀？”“是啊，夜里过来吃糖吧。”“我家明天熬糖，今天打豆腐，晚上我带点豆腐来换糖吃。”“换什么换，过来吃糖就是。”

这是一年中人们最温柔的时候。夏天为了插田抢过水，秋天因为猪跑到人家菜地里啃萝卜吵过架，现在也都亲热起来。

糖稀嫩了，水分多，粘性不足；老了，糖就微微发苦。这点看火候的功夫，并不难，就是铲子沾上糖稀往冰水里一浸，一旦看到凝结成型，就要立刻熄火。

“快点，灶下木头抽掉。”伟长哥大声喊。

我早就做好了准备，手边放了一只装满凉水的小木桶，迅速抽出那根木头，塞到水桶里，滋——一股烟轻轻飘过，红红的烈焰成了漆黑的木炭。

我从灶门口走到锅台后边，熬了一整天，锅里这点翻滚的东西就是大米和麦芽的精华。它是棕黄色的，翻腾，冒着小小的气泡，厚实，粘稠，有一点奇货可居的骄傲。

现在，空气里真的充满了甜味和香味。熬干了水分，剩下的全是甜蜜。

我突然想起一句俗谚，“井要淘，人要熬”。许多人，熬干了之后，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好像整个人生都蒸发了；有的人，熬干了水分，剩下一锅发馊的下脚料，模糊、浑浊、油腻。大米和大麦芽，能熬出结实饱满的糖分，是因为它们的怀里原本就藏着甜蜜。

我那时只是贪吃，现在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熬糖往事，眼前就浮现了锅底滚烫的糖汁，不由得产生一些无聊的、苛刻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