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城（散文）

    微风轻拂的日子里，城仿佛又老了一岁。

    漫长的童年，时间奢侈得像流不完的自来水。8岁，我偏爱穿着雨鞋寻着水坑去踩，踩过多少水坑又湿不了鞋。便觉得自己像穿梭枪林弹雨而毫发未损的战士，踏过的水坑就成了军功章，我也从踩水的勇士变成了骄傲的将军。我喜欢汗水干结在头上，再把头发捋得像剑一样，那是不知道美丑的年纪，只看到电视里唱唱跳跳的男人都有如此雷同的发型，也就学着捣鼓。家属院里有玩不完的枪战和散不了伙的同伴，拿着发不出声音的仿真枪嘴里喊出噼噼剥剥的声音。当时，快乐就是一转身看到单元拐角小伙伴坏笑着拿着枪指着自己。

    当时，竟从未相信一座城也会变老。

    18岁的我，数学很差。数学恰好又是最拉分的科目，所以我恨数学，恨每月一次的排名。自古以来，恨无非带来两种结果：爆发和麻木。我无从爆发，毕竟有校纪校规，于是渐渐变得麻木。铺天盖地的考试让我像挨打的地鼠想躲，更想逃。一产生出想逃的心来，我便觉得连整座城，都和我过不去，都和数学一样在为难我，让我处处不得安宁。

    18岁，最狂妄无知的年纪，学了些地理的皮毛，心中就敢计划着逃往大洲大洋。往哪里逃呢？无论东南西北深山巨谷，无论春夏是否分明阴晴是否均衡，但凡离开这个城市，就觉得自己能开出一朵花。树挪死人挪活，我自认为能在高考后远走高飞。这种情绪的升温，使我慢慢对我的城，有了一些鄙薄和不屑。于是我极力发现她不美丽的地方，譬如冬日的雾霾、工业的烟尘……我在日记中写道：冬天，永远是灰不沓沓的天，街上的男女瑟缩着。萧红在《呼兰河传》和《生死场》里写下的低头生活，不看过去也不看以后的人们，像你，像我，像这座城里许许多多的人。

    很有一丝狗嫌家贫的得意，我暂别了它，我的城。

    我在南方一座海滨城市读书，海风常让我乐不思蜀。假期回家的时候，我对城的鄙夷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变本加厉。我那时走在街道里，觉得这个城没有丝毫激情，又慢，又钝。人和人的头脸，还是灰不沓沓的样子。

    就这样不可一世了几年，大学生那点儿虚荣全被我演活了。可终究像《桃花扇》里说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我的虚荣败下阵来，缘于胃。胃是最诚实的器官。它让我在流连椰风海韵的同时，总在提醒我对面的渴望。我一次又一次想念我的城里那些苍蝇馆子，和苍蝇馆子里做出来用大老碗盛着的干面、汤面。

    于是我回到这座城，寻下了稳妥的工作，过上了单行线生活。家属院的孩子们像一把撒开的广告单不知去向，我与数学也早已冰释前嫌。8岁和18岁熟悉的东西都慢慢消失了。

    吃过了一碗又一碗的面，想到以后千篇一律的日子都要在千篇一律的城度过，内心多少还是有些落差。我害怕在这座城的生活是萧索，是麻木，是无可奈何，是被逐渐磨平的棱角。我和城，不是双生花，也不是并蒂莲。更像一枚硬币嵌着的两面，允许忽视，却无法逃离。

    和解始于姥姥的离去，这个我最爱的长辈，在我与这座城的情感僵持之时离开了人世。姥姥在这座城生活了半个世纪，一想到经常走过的街巷也会有她走过的印记，我内心对城的偏见有所松动。姥姥和姥爷的单位都在铁路系统，我的城也在地理上被称作“铁路拉来的城市”，他们和这座城比和我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浮躁和不安似乎都开始消散，我学着重新发现我的城。

    公交车上的老人越来越多，街道上的急救车在半夜呼啸。公园，除过抽陀螺的大爷和跳彩带舞的大妈，篮球场、足球场这些充满活力的场地都静得可怕。

    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我的城在变老。

    我扎进图书馆，像为姥姥整理相册那样仔细翻阅这座城的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城承接着工厂学校内迁的使命，亦是川军北上抗日的必经之路。川陕公路的建成，使她成为茅盾先生笔下“战时景气的宠儿”；解放战争时期，伴随彭德怀将军的运筹帷幄，扶郿战役“钳马打胡”战略构想的实现，军民合力一举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主力军，为解放大西北奠定基础。这座城也立时成为解放大西北的桥头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再次承担了三线建设的攻坚任务，秦岭深山中状若游龙的宝成线，作为连接川陕，辐射西部的交通动脉，实现了天堑变通途……

    这，便是她年轻的模样。

    于她的老，我不再有一丝不屑。我开始享受和她度过的炎夏，欣赏飞雪从她的街巷间穿过，渴望春雨将我卷进她的臂弯。

    于她的老，我不再有任何鄙薄。

    微风轻拂的日子里，柳梢头，一抹嫩绿乍现。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余海波（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