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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获取作家柳青撰写的《在旷野里》这本书时，我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后的故事抱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也担心成书于1953年的书稿，自己可能对书中描绘的人物思想、社会情况不甚了解，担心影响阅读体验。尝试着将此书通读一遍后，我默默放下这本并不算太厚的书，端起已经变温的浓茶浅尝一口，任由苦涩后的清甜在口腔里激荡回味，亦如对这本书的所感所想。
整本书的故事主线非常清晰，主要讲述了1951年7月，作为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主人公朱明山在渭河平原某县领导全县人民治理棉蚜虫灾害的故事。朱明山到任以后，棘手的事接踵而至，从县委书记、县长两名“一把手”意见不合，到县里的干部赵振国、白玉生等人的思想波动，再到种棉农民面对天灾存在的消极妥协心态……作者柳青先生通过小说中人物和事物的冲突，描绘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渭河平原某县的干部群众人物群像。
笔者认为，柳青先生的《在旷野里》这本书，更像是“伪装”成书的电视剧。何以言之？文章采用了大量的笔墨来进行人物的神态描写、动作描写，以及人物周围的环境描写，不论是坐卧、对话，都必须伴之以人物动作细节。人在读书的时候，眼前就像在看一部精彩的年代剧，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让人欲罢不能。
一个好的作品离不开脚踏实地、贴近生活地进行创作。《在旷野里》运用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字描述，都是柳青先生的亲身经历。譬如，在描写农村环境的时候，他写道：“村庄淹没在晚饭飘起的白色炊烟里面……”“风把炊烟味和牛粪味带到路上来……”“地上有一股湿气上升，路旁的南瓜叶上有露水珠闪烁了……”在进行人物动作描写的时候，他写道：“他们把车子放在大门里的墙根儿锁了，然后揩着脸上的汗水朝屋里走去。”“住着没有高烟囱的小屋的庄稼人身上总带着一股烟熏气。”“有些村干部把嘴里噙着的烟锅拔开，对着旁边的人信服地点点头。”
类似这样的描写贯穿全书。没有经历过农村生活以及基层工作，是写不出这样细节的内容的。查阅柳青先生的简介，1952年5月，柳青由北京返回到陕西西安。是年9月，到陕西省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1953年3月，辞去县委副书记，正式落户于王曲镇皇甫村。正是因为柳青将自己在基层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感运用在小说创作中，由此形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又接地气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主人公朱明山经历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冲突不大不小，但却贯穿全书。同时，贯穿全书的“治虫”主线，同样也可以将“虫”理解为矛盾。笔者认为，全书的矛盾一共有三层。
表层是治理棉蚜虫的过程中经历遇到的具体事务性的困难，也就是“事”的矛盾。可以看到的是，第一层“治虫”矛盾中，汹汹来袭的棉蚜虫不管多么“难缠”，通过给干部群众做工作、开展发明创造、组织人力物力等方法，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绝大部分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新中国建设夜以继日、热火朝天的景象是当时的社会大趋势，也是社会表层的问题。
中层是主人公朱明山和县长梁斌，以及其他人物在工作中的冲突，也就是“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革命干部在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的落后思想、消极表现、人际关系危机、冲动蛮干行为。朱明山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断身体力行，消灭和缓解了一批干部心中存在的隐患和堵点，也就是社会中层的问题。
里层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干部出现的消极和腐化现象，与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国家建设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政”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进行国家建设时，基层工作中少数干部逐渐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由此导致的治理棉蚜虫的工作出现了本不该有的被动局面。也就是社会里层的问题。
三层矛盾层层叠进、环环相扣。朱明山从一开始在火车上畅想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期望，到刚一到任就面临的棉蚜虫“危机”，再到贯穿其中的人物冲突“泥沼”，朱明山一方面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又走得坚定不移。
《在旷野里》原稿无题，因文中多次出现“旷野”而得名。柳青先生给一个书名，一个末尾均安排了“留白”，我想，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更多地想将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段历史，以及今后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留给后人来思考和解决的一个开放式“结局”吧——正如书中多次提到的毛主席的名言：“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襄阳供电段职工 杨逸杰（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