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5宗少年犯罪的刑事案件让我难以忘怀。这些案件都很小，案情都不复杂，但每一宗都曾令我心颤。为浇灌这15朵早谢的花儿，我用尽了全力。在参加司法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团中央联合举办的扶贫品牌项目“‘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时，我被派遣到广西某市担任志愿律师一年，为当地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000多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68宗，其中为未成年人辩护的刑事案件15宗。

　　这里说的是其中一个小案件。

　　一

　　一天，市法律援助中心给我指派一宗刑事上诉案件。

　　案情大致如下：邓朝发（化名。以下人员均为化名）的堂弟邓朝业在学校受到同班同学朱永昌欺负，跑回村向堂兄邓朝华报告。邓朝华二话不说，带领堂兄弟邓朝民、邓朝业、邓朝松等人，拿着扁担、废铁管等家伙来到学校殴打朱永昌。警察赶到，邓朝华、邓朝民、邓朝业3人被警察当场抓获。邓朝发、邓朝松两人脱逃。

　　5个月后，县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邓朝华有期徒刑4年，邓朝民有期徒刑两年半。邓朝业因未满14周岁，无罪释放。

　　半年之后，邓朝发和邓朝松经亲属劝说到公安局自首，随后被捕。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建议判处邓朝松有期徒刑1年4个月至两年两个月，判处邓朝发6个月至1年3个月。

　　县法院经过审理，判处邓朝松有期徒刑两年两个月，判处邓朝发有期徒刑1年6个月。

　　邓朝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我有点诧异。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得并不重。而且被告人是投案自首的，应该也是认罪认罚的。那么，他为什么要上诉？

　　因为指派资料里没有上诉状，我找不到上诉人上诉的理由。

　　二

　　去法院阅卷后，带着好奇心，我去看守所会见上诉人。

　　邓朝发比想象的沧桑，并不像未成年人。

　　我告诉他，我是司法部派到县里的志愿律师，市法援中心指派我为他做二审的辩护律师，问他同不同意。

　　邓朝发没回答我同不同意为他辩护的问题，而是怒发冲冠：“骗子！所有人都是骗子！骗我自首，骗我说可以轻判！”

　　我吃了一惊，被谁骗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邓朝发怒道：“检察院量刑建议是判6个月至1年3个月，法院凭什么判1年6个月！”

　　他怒目圆睁，脖子和太阳穴两边的青筋历历触目。“叫我自首，我自首了！叫我赔，我赔了！被害人都写了谅解书，我也认罪了！我是偶犯，是未成年人！”他扳着指头一项一项列举他的从轻情节。

　　原来如此！这就是他上诉的原因：被“多”判了3个月！

　　我慢慢思量，理顺一下思路。

　　邓朝发发泄完，喘着粗气，奇怪地问：“律师你怎么不说话？”

　　我反问道：“你说完了？”

　　邓朝发又梗起脖子：“反正就是要求二审法院把一审多判的3个月改过来。要求在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幅度内判，这过分吗！”

　　“不过分。”我缓缓开口，“法律赋予你上诉的权利，你认为一审判决不公平不公正都可以上诉。”

　　我已经清楚，邓朝发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法律适用也没有异议，只不服多判了3个月。被冤枉，被不公正对待的感觉，在他心里将永远过不去，会成为他一生的包袱。这已经不是多判或少判了3个月的问题，而是因为这3个月，构成了他对整个司法制度的偏见。

　　这就是本案的关键，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问题，只怕短短“3个月”，会断送了他一生的前程。

　　我在思考如何帮他去除这个心魔。

　　我慢慢说：“不过，有话你要好好说。你见到人就这样暴怒，会把别人赶走的。如果你的意思别人都不想听清楚，又有谁能帮你去解决问题呢？”

　　邓朝发果然转得快，放松头颅说：“我这不是心里急嘛，憋屈得慌。”

　　“我知道你憋屈。”我劝道，“可你也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偌大一家法院，难道就为你一个人不公平不公正去多判你3个月，去专门整你？”

　　邓朝发低了头，不再吭声。

　　最后我说：“你的案我会去调查，调查清楚后，我再来见你。”

　　三

　　其实本案案情清晰，所有犯罪事实都有证据，被告人也都承认。上诉人的法定和酌情从轻情节，一审法官量刑时也都考虑了。手上没有新的证据可以推翻一审认定的事实，要让二审法院改判，基本不可能。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弄清楚，为什么法院判决和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有3个月的差异，能够解释得通，就能驱除上诉人的心魔，内心不再仇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官司也就“赢”了。

　　第二天，我去法院找邓朝发案的一审法官廖静怡。

　　廖法官是县法院刑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我来到服务地后，已经办理了好几宗未成年人案件，都是廖法官审理。我们彼此相互尊重。对于我提出的辩护意见，她会充分考虑，合理部分都被采纳。我提出的调查申请，她也都会安排。对于廖法官的判决，我也很服气，挑不出不公正不公平的地方。一宗两宗也就罢了，七八宗下来，我就十分敬重她的人品。

　　我说明来意，廖法官也很诧异：“邓朝发上诉呀？都快刑满释放了，还上诉？”

　　我笑道：“他说你多判了他3个月呢。”

　　经我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将邓朝发的上诉状传真到县法院。上诉状写得很专业，措辞激烈，直接说报复社会。

　　我对廖法官说：“我想听听你怎么说？为什么他会觉得多判了他3个月？我刚刚去会见了他，像只小豹子那样吼着呢。如果不能为他解释清楚，去除他的心病，一头撞进死胡同。这辈子就毁了。”

　　“这个案子我还记得，应该没有算错。”廖静怡打开柜子找档案。她一项一项列出邓朝发应该从轻和从重的情节，对照省高院和最高院的量刑标准和指导意见，认真加减。服务地省高院有一份非常详尽清晰的量刑标准指导意见，每宗案件廖法官执行得都很到位。

　　她一面计算一面解释：邓朝发虽然有自首这个减轻情节，但也有“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和“持械作案”等几个从重情节。同时邓朝发这个案跟其他案不同，同案犯邓朝华和邓朝民已经先判了，当时定的基准刑就是3年，后面判的这两个被告，基准刑必须一致，不能改成两年或4年。

　　我站在她身边看她计算。她计得认真仔细，没有半点遮掩和敷衍。

　　最后，她把计算结果写出来，说：“就是1年6个月哦。”她把清单递给我，“我也没有权利给被告人减去3个月啊。”

　　我拿着长长的加减清单，像看一份责任和担当。

　　四

　　3个月是如何“多”判出来的，已经清楚了。在向邓朝发解释之前，我还要向他的父母解释清楚。只有所有人都明白了，才能消除误会，去除心魔，重新建立起对整个司法制度的信任。

　　邓朝发父母和10多个男男女女一起来到我办公室。

　　邓父很后悔动员儿子自首，说：“说得好好的，会轻判。检察院也是建议最高判1年3个月，怎么法院就判了1年6个月呢！这不是不讲理吗！”

　　邓母坐在他身边，比邓父生气：“早知这样，就不叫他自首了，在外边打工还能赚几个钱呢。”

　　我请邓家父母坐在我对面，问：“被打那孩子伤着哪儿了？”

　　邓母说：“伤着头了，我们5家各出了6000元。总共几万元呢，都是我们出的钱。”

　　我说：“还好，花了几万元就能把人治好，要是再伤得重一点，那孩子被打死了，你们会怎么办？”

　　“这……这……”邓母被吓了一跳，脸色变了，“这不是没死嘛。”

　　“所以啊，你们还是幸运的，这孩子没被打死。要是他死了，你的孩子也得死。你没把孩子教好，他把人家打成这样，判1年半你就觉得判重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以为不让他回来自首，他就可以安心在外打工赚钱啦？要是被抓回来，就不是判1年半了！”

　　邓家父母自觉理亏，无话可说。

　　我话锋一转，说：“我是律师，是帮你儿子做辩护的。你儿子的案我已经调查清楚。对照法律规定，我计算过了，法院没有多判。你们想看看这1年半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邓家父母迟缓地点点头，半信半疑。其他人也围拢了过来。我指点着法律和案件事实，像廖法官一样，一面按量刑标准逐项演算，一面耐心解释。最后把清单交给他们传阅，说：“1年6个月就是这样得来的，每一条都有依据。”

　　“清单”在十几个男女手上传阅后，大家开始悄悄议论：“这样看，真没有冤枉他。”

　　“1年半也可以了，阿华判了4年呢！”

　　“阿松也判了两年两个月，他都没有上诉。”

　　邓父突然抱着头，蹲在门边：“可是，检察院不是最了解情况吗？他们都说……”

　　我打断他的话：“检察院只是‘建议’，案件要经过法院审理才能裁判，我们要根据事实和法律去判断。所以专门请你们来，把道理告诉你们。大家心里清楚了，才不会感到冤枉，心里要好受一些。”

　　邓父讷讷道：“唉！道理也是明白了，法院没有冤枉咱。只是，只是……我不是想让他早点回家吗，他、他儿子还等着他养呢！”

　　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17岁的邓朝发已经是一个1岁孩子的父亲了。

　　五

　　接下来，我打电话给二审法官，尝试着和他沟通。

　　我表述了对一审判决的理解，但也表示了对案件结果的担忧。希望二审法庭能从社会效果方面考虑，尽量将上诉人的刑期减至1年3个月，或宣告缓刑，以消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法官放足耐心听我把话说完，然后和缓地用很专业很冷静的口气说：“你说的社会效果，我们当然会重视，法院也不是无情地。但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二审中上诉人又不能提供新证据，改判没有法律依据。”

　　我明知不能为而为之，一时间语塞，双方都沉默了起来。电话里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我以为法官已经挂了电话。

　　谁知对方又出声了：“这样吧，我们去县里开庭。在法庭上我们仔细把法律和事实说清楚，让上诉人心服口服。”

　　我连连道谢。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可以书面审理的。但因为我提出了社会效果问题，怕当事人产生负面影响，二审法官决定开庭审理。我不由得感慨，多少人在为一个少年操碎了心。

　　一周后，我拿着辩护词去看守所会见邓朝发。

　　我对他说：“你的案我查清楚了。国家有非常明确的量刑标准，一条一条对照着来计算，这样判下来的刑期大致错不到哪里去。你愿意听我仔细介绍和演算给你看吗？”

　　邓朝发点头说愿意。

　　我就拿了纸，算一条，举到铁窗前让他看。最后算出判1年6个月的刑期是怎样得来的。

　　邓朝发盯着我手上满满一页清单，张着口出了好一会儿神，才说：“原来是这样啊？那还有什么话可说。能够算得清楚，我就服。”

　　我说：“之前你不清楚，心里委屈，我理解的。现在清楚了，心里就不要有怨气了，好吗？咱们自己做错了事，自己承担责任，你说是不是？”

　　然后我和他聊天，告诉他，他的父母、乡亲来找过我，来为他求情。他父母还告诉我，想他早日回家抚养孩子。

　　六

　　10天后，市中院在县法院开庭审理邓朝发的上诉案。我出庭应诉，邓家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也出庭，坐在我身边，整个庭审过程都没有发言。邓朝发也没有多说，听得很认真，回答法官问话条理清晰。

　　又过了10多天，我收到中院的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再去看守所见邓朝发，问他对裁定书有什么看法。

　　邓朝发苦笑道：“还能有什么看法，这不是早已知道的结果吗？”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悄声说，“还能接受。”

　　他抬起头，告诉我，昨天一审的法官和检察官来看过他，向他解释了判1年6个月的理由。他说，“其实没什么了，已经清楚了。只是她们说你特别为我担心，为我说了好多话呢。”我始终微笑着，盯着他双眼听他说。

　　会见结束，邓朝发被看守带走。走出门口时，他回过头冲我一笑，说：“谢谢您。”

　　看着邓朝发离去的身影，我双目湿润了。

　　我想，前世我一定是这里的一位教师，为了浇灌这些早谢的花蕾，我最易动真情。在法庭上，我希望通过辩护为这些少年穷尽所有从轻情节，尽力争取轻判。我更希望用苦口婆心、用和蔼慈祥、用热切关怀，去打动他们，使其从此走上正道。如果说教师最欣慰的，莫过于看到弟子金榜题名。而转换了角色的今世的我，看到少年痛哭流涕，知错而改，便是最欣慰的时刻。

　　因为我知道，花儿已重新绽放。

　　责任编辑：宋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