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王德威：《北鸢》序），葛亮的小说创作越来越走向成熟。从名为“家国三部曲”的《朱雀》《北鸢》《燕食记》，再到新近出版的《灵隐》，葛亮于小说中频频调动南京、香港的双城经验，在地域、历史、文化、饮食、器物的多重互动中营构出别具一格的抒情视野，其叙事风格既古典又现代，小说美学以及历史情怀独树一帜。

　　《灵隐》是葛亮最新的长篇小说，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糅合历史与典故，搬演传奇。这部小说以“佛像”为机杼，串联起粤港一对父女的身世经历，写尽世情的动荡、命途的辗转、人性的悲悯与救赎。小说上部名为浮图，以父亲连粤名为主线，敷演其一生经历，这位最初的福建人之后——阿嬷之孙，长于香港北角春秧街，在澳大利亚读了博士，娶了西半山长大的袁美珍，回港后任职于南华大学，是众人口中颇为尊敬的“教授”。然而，连粤名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表象下面存在着诸多暗涌，其妻袁美珍与阿嬷的龃龉、女儿连思睿与林昭的畸恋、南华大学的人事争斗，都与其休戚相关但却不得要领，使其“孤悬”于漩涡周围，重重受困，终在有心或无意间酿成“杀妻”案。小说下部名为灵隐，以女儿连思睿为主线，引出连思睿与林昭的过往，其受重创之后的人生，及与段河的相遇相识，两人各自的执念与心结重重铺开，漾出香港细民世界的悲欢离合。题目其实指示着彼岸，所谓浮图，是佛教用语浮屠的音译，其梵语词根本意为“已经觉悟”，佛陀即觉者；所谓灵隐，既与山水、园林、佛寺相关，也可指此心安处、心灵隐处的自在安闲。浮图与灵隐，正是连氏父女两人身世命运的写照。父女两人的故事在结构上互为因果，情节上互相补充，又暗含起承转合之纽襻，实为动静一源。

　　在动静一源的体用之下，葛亮写的仍然是有关人的因缘际会，这些因缘际会，如同分叉小径，密密匝匝，洞开佛眼中的众生。“若不是因为段河，连思睿不知香港也有座灵隐寺。”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数次，成为故事的引渡线，不仅以曲笔交代了连思睿在母亲被杀，父亲入狱，自己生下与林昭的带有缺陷的孩子阿木之后的生活，亦连缀出段河养父庆师傅的尘缘与佛缘、连思睿母亲袁美珍家族的旧事、靖常师傅与其女阿影的际遇、曾是当红影星出演过济公的鹿和师傅的退隐、围村的黑人青年阿咒……每个人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或为秘密、或为遗憾，总而言之是不可说，亦不能说。果报与业报，交相袭来，渗入人生的肌理。杭州西湖的灵隐寺移步换形至香港大澳的幽僻村落，仍不脱救赎意味。所谓灵隐，不在乎形，而在乎心。连思睿与造像师段河相遇、相知于寺庙，亦经由灵隐寺与彼此的人生发生种种关联。连思睿的极端过往与段河的迷离身世使两人惺惺相惜，互为救赎。当连思睿决定将破碎的观音像送到灵隐寺修复，也是其决定修复破碎人生、直面过往的开端。破碎的观音像最终以青铜材质重塑，成为“一半佛陀，一半神”的林昭的化身，也让连思睿从中真正悟得佛性，解了心魔，放下执念。段河充当了引渡连思睿的“无岸之河”，亦自渡渡人，在造佛像中明心见性，验明己身——“佛像人，人才能看到自己，拔掉自己的念”。由是，自渡与渡人，成为《灵隐》一书的宝贵内核。

　　《灵隐》高屋建瓴，以悲悯的佛眼望向苦厄众生。然而所有的救赎，都以砥实的人世铺底。佛像、山寺、碑帖、画展、艺廊等与膶饼、丽宫拖鞋、南音小曲、虾酱、西洋菜等互文并置，彰显出不可抗的命运之外“情”的维度。连粤名与袁美珍因吃结缘、因朥饼定情，莆田糖厂的“荔花牌”白砂糖记录着阿嬷原乡的味道，购自“丽宫”绣有连理枝的拖鞋承载着连家三代人的情感经历，连思睿舍近求远的好虾酱“係陈家阿婆用脚板踩出来”，南音小曲婉转的唱词背后是金秀与明香的伶妓相携，围村枝姐种的西洋菜港岛闻名人称“仙枝菜”，庆师傅的核雕观音技艺源于苏州吴县段氏……香火与烟火，早已融为一体，无从分辨。形而上的信仰与形而下的日常互为枝蔓，交织出沧桑但丰饶的人世，亦勾画出香港百年的沉浮变化。恰如葛亮在《后记：看园》中写道：“一父一女，成为了生命镜像的对位。他们活在了彼此的时间里。这时间可以浩漫，以百年粤港的历史做底。也可以十分短暂，是在某个人生节点中的一茶一饭，只一道光景。”

　　“动静一源，往复无际”出自佛教经典《华严经》，葛亮祖父葛康俞在遗著《据几曾看》中曾以此句评郭熙的《早春图》，同时含有自明心志之喻。家学渊源丰厚的葛亮亦以此句作为自己小说的机括，于动静俯仰之间留观时代的阔大、丰盛与包容，耐心钩沉自己的小说志。《灵隐》便是这样一部小说，论佛性，亦谈人性；讲佛理，亦察世情。动静本是一源，此岸犹若彼岸。在出世与入世、执迷与开悟、浮与隐之间，葛亮写出了世俗人生的悲怆与庄严，亦为香港此一座传奇都市做出别样的笺注。从《灵隐》观，葛亮的小说创作正走向深境，让我们拭目以待。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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